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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講堂:決定國家盛衰的纏鬥

http://www.CRNTT.com   2013-05-29 12:29:00  


 
  主持人:吳老師有一本書是《公天下》,在座的可以看看。剛才袁老師講公民權利、人身自由、社會穩定時,我就想這中間肯定會有張力問題,那為什麼在穩定和自由間很難取舍?袁偉時老師是如何看待這種張力的?有沒有一個辦法既給公民自由和權利,社會又穩定?請袁偉時老師做一個闡釋。

袁偉時:孫中山其實不懂現代政治制度

  袁偉時: 自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為這個問題標尺,一講自由就當成放任上。其實這在世界上已經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常識問題。自由跟法治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根本不存在問題。但為什麼後來一再出現矛盾,整個社會動蕩安定不下來?我想,跟中國知識階層的認知水平不夠有關。

  現在回過頭看看中國知識階層的認識水平,20世紀開頭的那一批知識分子,認識水平常常不如19世紀的先驅,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是孫中山,這個人大名鼎鼎,大家都認為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但看看他的三民主義,看看他草擬的《中華革命黨章程》還有他同意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章程》,就會發現他對現代政治是不懂的。假如你認為我這句話對孫中山有所不敬,建議大家看一本新出的書,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教授出的《30歲前的孫中山》一書,好象是三聯出的。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結論是:孫中山其實不懂現代政治制度。他理解的政治制度是香港那一種制度,雖然有立法會,但一切權力決定於總督。黃宇和教授的這個結論跟我的結論一樣。比如辛亥革命成立臨時政府,孫中山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總統是我們自己人,為什麼還要三權分立?為什麼國會還要否決總統的決定?他不理解。這個水平是很低的。中華國民黨的時候說,所有公民沒有加入國民黨的,一個時期內沒有公民權。到1924年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黨章上有一條說:所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總理(孫中山)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可以否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這樣的水平,對自由的認識也很有問題。孫中山一再講,中國人自由太多,是一盤散沙。現在不要講中國人的個人自由,需要講的是國家自由、黨的自由。這在理論上是不通的,代表國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監督,不受制度制約,完了,是一個專制政府。假如國家自由是對外維護國家獨立,從這個意義解釋的話,那是另外一個概念。它同樣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國家遇到危難時,才會自覺自願,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一個平常保衛公民自由的國家。但這個領袖他不懂,後來很多人都不懂。民國時期的官員經常掛在嘴邊的是,現在是法治社會,軍人不應該幹政,我們應該按照法律辦事。我不知道現在的官員口頭上有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說明,世界文明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但中國還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到現在還不理解這個東西,老是講中國本身就已經有太多的思想財富,國外那些東西最少有一部分是錯誤的、邪惡的東西,不能接受。他們要搞所謂的儒家憲政,將儒家那套重新搬過來,使我打冷戰的是,有些人居然帶著小孩到孔子廟跪拜。這讓我太痛心了。見了面點點頭打招呼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中國人從小還要受這個訓練、在偶像面前跪拜?所以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問題,自由和穩定之所以出現張力,關鍵在於中國人的思想水平、知識水平,特別是知識階層的水平跟現代社會應有的要求差得太遠。今天是5月4日,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恰恰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這是我的一些感想。

  主持人: 謝謝袁偉時老師!中國自“五四”以來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一直有兩個心結:一個是想走捷徑,一個是希望走有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袁偉時老師剛才講了孫中山這個人,剝下英雄的外衣,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章老師也是歷史學者,想聽聽您的見解。

章立凡:缺乏契約精神難行共和之實 

  章立凡: 袁老師講了一個問題,即孫中山的歷史局限問題。近代以來所謂的政治,其實都沒有走出會黨政治,一直以會黨的方式活動。會黨是怎麼來的?太遠就不追溯了,就說反清複明的會黨,他們在明末清初產生,是知識分子和秘密社會、農民結社的組合,這種組合形成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影響了國民黨,也影響了後來的繼承者,我們基本上是按會黨政治的模式在活動。

  還有一點是文化基因問題,剛才吳稼祥談到,袁老師也談到,這涉及到我們經常追問的儒家憲政。為這個事我和我的老朋友秋風有好幾次辯論,我們還是朋友,但確實有很多不同觀點。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文明有缺陷:我們是一個農耕文明的民族,從歷史來看不是一個商業民族,也不是一個航海民族,在文化基因上和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是因為我們缺乏社會商品交換的規則,當然中國古代也有商品交換,但不發達,也沒有航海和殖民傳統,如此我們的眼界就局限在帕米爾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東南有大海,北面有沙漠和草原,活動的範圍就這一塊,在這塊土地上所做的事就是砍伐森林變成農田,幾千年下來老祖宗時代的山林都被破壞,所以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和丘陵,在上面從事的是是單一的農耕經濟生活,缺乏商品交換,而且也沒有像西方的莊園有農林牧相結合的經濟,僅是單一的小農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眼界是局限的,且中國人商品交換的意識和規則也是不發達的,由此導致的後果是: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由於缺乏契約精神,至今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我們的社會結構、基因裡缺這個東西,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古代也有。現在常說“協商民主”,如果用到會黨裡也是大佬議事,各個山頭的頭領一起商量,沒有廣泛的公共參與,是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雖有共和之名,但沒有共和之實。

  回顧這一切會發現社會成本不一樣,這百年來是君主立憲主義和共和主義之爭,或者全盤西化和全盤蘇化之爭,最後變成的是怎樣的荒誕結果?——四不像,有共和之名,但連君主立憲的民主和開明專制都做不到。

  稼祥兄前面講到聯邦制話題,這個話題很重要,現在我們總是習慣於把陳炯明說成是叛徒,以孫中山為正宗,總是“揚孫貶陳”。可仔細想想,武力統一、聯省自治之爭就是中央集權和聯邦制之爭,而中國錯過了這樣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機會,且這個歷史機會在清末就已經出現,比如太平天國之亂後漢臣們的崛起,地方官員自治,自己辦洋務。才有後來義和團之亂出現“東南互保”的局面:雖然我們承認你是朝廷,但朝廷做了錯誤的決定時我們可以不接受。這樣的思路清末“新政“時予以了承認,也就是1908、1909年清政府出台了地方自治章程,如此導致後來比較積極的後果是:即使朝廷完了,但辛亥革命不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流血革命,為什麼?因為已經開始有了地方自治的雛形,武昌首義後各省紛紛獨立,地方官把衙門換一塊牌子就可以了,革命就完成了,沒有流太多的血。有些人覺得革命沒有一點暴力不行,於是拿竹竿把衙門的瓦片頂掉幾片。目前是改良與革命賽跑,但我認為革命不是特別可怕,因為革命也可以以比較溫和的方式進行。李澤厚先生講告別革命的那一套,我曾經很認同,因為中國歷史上以暴易暴的傳統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破壞,給老百姓造成太多痛苦。現在我們處在文明時代,互聯網的時代,一個大家可以互相溝通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若革命可以很溫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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