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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靈敏：中國官民矛盾何以激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6-03 12:07:36

顯然，在官民之間，官因為掌握各種信息和資源，是天然強勢的一方；民因為表達和資源的受限，則處於天然的弱勢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官民矛盾是一種必然。要把這一矛盾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需要做的就是改變雙方的博弈能力：限制官員的權力，也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賦權民眾，讓民間強大起來，也就是建立公民社會。唯有如此，勢均力敵的雙方才有可能達致妥協，官民矛盾才可能緩解。正是因為這兩方面的止步不前，官民矛盾才成了幾千年來困擾中國社會的痼疾、並在近年有激化和失控的趨勢。 如何讓官員進“籠子” 　　東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對人性的假設不同。西方認定人性惡，因此想方設法地從對權力加以制約，就像杰弗遜曾經說過的：“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於是衍生出了普選、三權分立等影響深遠的制度創新，馴服了權力、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也就成了西方政治文明對人類的重大貢獻；東方文化則假定人是善的，因此中國歷來只強調和宣傳統治者在籠子外不傷人和愛人的保證和善意，而不是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的一勞永逸。一心為公、愛民如子就是這種假設下官員的最高境界。 　　但從過去30年的事實看，由於權力不受約束，或者受到腐蝕，中國執政黨自我糾偏的能力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尤其是當權貴集團企圖挾持現有體制和權力機關的時候，這種能力就更顯得捉襟見肘。儘管最高領導人決心“把權力關進籠子”，但沒有人對此事的前景表示樂觀。 　　和中國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難一樣，馴服權力並不是找不到解決的方案，而是缺乏實施這些方案的政治勇氣和魄力。世界上公認的行之有效的馴服權力的方法，無非就是普選、三權分立、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一系列制度。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也是被中國的自由派學者和媒體千百次重複過的常識，他們不斷鼓與呼，設計了各種“穩妥推進”的方案，苦口婆心地進行著勸說和誘導，只是收效甚微。到了今天，情況甚至出現了倒退——這些“大路貨”的東西甚至被納入到“七不講”的範圍里，其合法性都堪憂。只是，如果這些常識不能變成具體行動，無論是道德感召還是嚴刑峻法，都對馴服權力於事無補。 　　值得關注的是，官員權力的不受約束，帶來的後果不僅是官民矛盾的激化，更可能會自上而下、靜悄悄地改旗易職。這已經被蘇聯解體的歷史所證明了。目前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官僚特權階層才是蘇聯共產黨的掘墓人，西方的和平演變只是外因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後期形成的蘇聯官僚特權階層，公認的人數在300萬左右。他們享受著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特權，卻喪失了共產主義信仰。據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國後寫的回憶錄說，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 　　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有過一次民意測驗，調查蘇聯共產黨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結果，被調查者認為代表官員、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3%，認為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20世紀俄國史》寫到：“80年代中期，新階級實際上已最後形成。已經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們在尋找一種能夠自由管理，而後變成自己的財產、個人的私有財產的途徑。”影響巨大的《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也認定在官僚階層通過權力完成對國有資產的瓜分後，已經不需要社會主義這塊遮羞布，因為資本主義更能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因此蘇聯解體是他們所樂見的，是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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