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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霸權穩定”看“去美國化”

http://www.CRNTT.com   2013-11-18 10:03:30  


 
  國際關係上所謂“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的概念源自經濟學家金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3年的《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一書,他認為1929至1939年全球經濟蕭條乃因各國都理性但自私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沒有國家肯出面領導國際社會共渡難關。“霸權穩定理論”正式的名稱由國際政治學者柯漢(Robert Keohane)於1980年《霸權穩定理論及國際經濟建制之變革,1967-1977》一文中提出,認為“被單一霸權國家所掌控的權力結構最有利於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發展,而此一建制的規則相對較精准地且較廣泛地在國際被遵循……霸權掌控權力結構的式微可被視為國際經濟建制力量衰微的征兆”。該理論認為國際體系之穩定有賴於霸權國家以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方式維繫之。國際關係上的公共財包括低關稅的國際貿易體系、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及國際基本秩序之維持等。
 
“善霸”與“惡霸”
 
  霸權國家除需具備足以維護國際政經穩定的軍事力量外,在提供公共財上更需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才能成為“善霸”(benign hegemon)。如不以追求本身的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為滿足,而堅持在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上與主要對手國家斤斤計較,則可能成為具掠奪性的“惡霸”(predatory hegemon)。日本外交家小和田(Hisashi Owada)認為,二次大戰後美國以提供安全、開放全球經濟、援助經濟發展和強化國際建制等公共財的方式追求“單邊全球主義”(unilateral globalism),但是後來卻演變成只追求其本國利益的“全球單邊主義”(global unilateralism)。換言之,1970年代世界能源危機發生的主因之一即在於美國從追求絕對利益的“善霸”演變成追求相對利益的“惡霸”。以下從國際貿易體系、國際基本秩序及國際貨幣體系三方面探討美國在提供國際公共財上的力不從心或意願不足。

  首先看國際貿易體系。2008年多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不只是全球貿易板塊的重新組合,更代表美國霸權逐漸式微。多哈談判自2001年11月正式展開,歷經2003年的坎昆(Cancun)、2004年的日內瓦、2005年的香港,到2008年7月29日在日內瓦的部長會議中以失敗收場。此一談判主要希望能以歐美先進國家削減對本國農業的補貼與農產品關稅,換取發展中國家降低對工業產品的關稅。談判失敗不僅顯示中國、印度等國在全球經濟與談判實力日益茁壯,更凸顯美國不願再提供國際公共財,而從“善霸”走向“惡霸”。儘管部分學者將預計於今年底完成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視為美國重返多邊主義之路,但它“更像一種把中國拒之門外的實用策略”。中國能坐視而毫無反應嗎?
 
  其次看國際安全體系。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繞道聯合國徑自出兵伊拉克,顯示小布什不再提供“國際基本秩序”這項公共財;長期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庭等於變相抵制其他國家提供公共財;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則使美國失去在國際事務上的道德制高點。再以最近的敘利亞為例,兩年多前中國大使張迅抵達大馬士革時,敘利亞共有約1200名中國人,多數是能源和工業工程雇用的工人。如今,包括外交人員在內僅剩30人左右。
 
  最後看國際貨幣體系。金融海嘯以來,全球貨幣體系陷入“現狀改變者”與“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對峙,美國“全球金融超強”地位除遭俄羅斯和德國強烈抨擊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指出,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與外匯儲備“是對掠奪性投機的被動防範”,當中國為“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出“大幅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地位與作用”建議後,被認為是對美元霸權“開了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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