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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茅盾在“反右”運動中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在這樣一種輕鬆、自由、暢所欲言的氛圍下,壓抑多年的茅盾,也終於一反往日的溫和、內斂,大膽鳴放起來。茅盾開篇就說,“問題太多,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接著他從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三者間的關系入手,說宗派主義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因為“你既包辦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畫諾,那他就被造成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又常常是“嚴重的教條主義者,結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者,而且要強迫別人也不得不成為這樣的官僚主義者”,對此茅盾總結道:“所有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於缺乏民主。開展民主是消除這三個壞東西的對症藥!”針對宗派主義的問題,茅盾說,不懂業務的黨員領導只重視更高一級的黨員領導,卻極度輕視非黨專家的意見,“這是不是可以說:不懂裝懂,念念不忘於什麼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說的宗派主義的原因?”針對官僚主義,茅盾分析說,“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滋長這種官僚主義的土壤都是對於業務的生疏乃至外行”,“有一個時期,沒有學問而靠教條主義辦事的領導者,用各種帽子來壓服提意見的人,結果迫使本來沾染教條主義比較少的人也加緊學習教條主義,而結果被稱為‘進步’雲雲”。針對被統死的出版工作,茅盾滿腹怨言道:“問題真不少,我倒早就曉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該怎麼辦呢?請你去問問主管這事的人們,大概只能得個這樣的回答:問題十分複雜,牽掣到別的部,牽掣到制度、體制(不是文化部內的體制)等等,因而得從長計較。如果要改弦更張(我看是到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決心必須來自最高方面。”公平地說,相比於李慎之、林希翎、儲安平等犀利的“右派”言論,茅盾這番肺腑之言,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相形見絀了。但是,如果比較茅盾1949年後的歷次發言,這一次,卻也是破天荒地語驚四座了。

  因為這是預設的“陽謀”,據茅盾的兒子韋韜講,事後“有關方面”及時暗示茅盾的發言有錯誤,“要汲取教訓”,據陳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講,在內部排隊中茅盾還是因此被定為“中右嫌疑”。對於這種暗中保護和網開一面,既有見人下菜碟之感,又存在有目的地整人之嫌。難怪楊獻珍當年私下里說:“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態度,竟然鬼鬼祟祟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段,實在太不成話了。”阿倫特說:“一個政體不再使用恐怖作為威嚇手段,而它的本質就是恐怖,要使這個政體開始運動的話,沒有哪一種來自人類行動範圍的行為指導原則——例如美德、榮譽、恐懼——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務中採用一種全新的原則,完全不用人類的行動意志,只渴求洞悉運動的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恐怖產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個人命運全取決於恐怖。”

二、積極表態

  如果從茅盾自身和“反右”的歷史結果來說,他僥幸地躲過這一劫,真是要感謝“組織”,因為就在這一天,領袖撰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了黨內幹部閱讀。文中寫道: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他們是“國寶”,是惹不得的。過去的“三反”,肅反,思想改造,豈有此理!太歲頭上動土!……

  右派有兩條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期內)在你們手里……

  文章的憤怒和大加撻伐的用意都已經很明顯了,只是最佳時機還未來到。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當天,最高層向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

  既然因為自己的冒失險些釀成大禍,既然最高層已經暗示“何去何從”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茅盾當然要選擇歸隊、站穩立場了。但是,僅僅“夾緊尾巴”還不能算“改邪歸正”的,這一點茅盾早就心領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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