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鄭永年：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可以借用剛出版的三本涉及激進政治的書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本是著名馬克思或者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兩本是反思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後的政治狀況，包括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歷史的麻煩：道德、革命與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個學者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編的《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哈維爾與米切尼克的對話》（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鮑姆是上世紀到本世紀初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兩年前以95歲的高齡去世，本書是他去世之後出版的集子。他經歷了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的各種變革，最有資格來反思他那個時代。這本書和他的其他學術性歷史著作不一樣，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對他那個時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鮑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一生享受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產主義，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對斯大林的激進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態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數精英主導的政治能夠持續下去，因此認為蘇聯式的大眾政治是一個出路。不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表明蘇聯式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破滅。另一方面，儘管霍布斯鮑姆享受著西方精英資產階級的文化，但對此也是非常不滿，而傾心於平民文化。不過，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的痛楚，因為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 　　霍布斯鮑姆既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從自身個體政治價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對各種變革進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變得非常具體，展示了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從他的反思中，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識分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知識分子去構建烏托邦。第三，知識分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和影響的，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分子所構想的相反。   　　儘管霍布斯鮑姆也參加一些社會政治活動，但他主要的身份還是知識分子。哈維爾和米切尼克則曾經是捷克和東歐的風雲政治人物，被視為在推翻蘇聯集團和結束冷戰過程中的英雄，儘管他們也曾經是知識分子。   　　可以把有關他們的這兩本書，視為是他們對革命之後革命家這個群體的現身說法，也是從個體的層面來看宏觀革命。法國作家托克維爾曾經論述革命之後的變化，革命是換湯不換藥，制度和秩序形式變化了，但大部分內容依舊。但是，對革命家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變得複雜一些。一般的情況是，往日親密的戰友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一邊是堅持革命理想的職業激進主義者，一邊則成了新的掌權者，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改變不了現狀。當然，也會出現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革命家。   　　不過，從哈維爾和米切尼克對往日的政治異見者，在革命成功之後狀況的細數，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對大部分參加革命的人來說，抗議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暫時光，革命後他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總理或者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不過，他們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樣，被供奉在國家政治的頂端，供人們欣賞和崇拜，實際上什麼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形式的變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因為革命並沒有能夠為他們帶來所希望的變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滅之後，甚至變成了瘋子。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