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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1974年，蔣經國視察福建外島馬祖   　　4.冷戰格局的轉變與兩岸關係 　　討論作為政治範疇的“中國”及其演變不可能離開對20世紀歷史、尤其是社會主義歷史的重新估價。從社會主義運動來看，中國從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跟蘇聯的公開決裂以至於兵戎相見這段歷史，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裡面怎麼去估價，是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正面地說，它為中國的自主性提供了一個政治前提，這個我過去也講過;但從另外一方面講，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如果不是以決裂的方式，而是以別樣的政治的方式，在鬥爭中維護社會主義內部的團結，促進社會主義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會是怎樣的?這個假設或許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後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國家的危機的學者，大多承認冷戰時期的東西競爭對於社會福利體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麼假設一下這個問題，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沒有什麼不好。我所以說到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主義體系的變遷直接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變化，而後者對台灣的影響太大了，所謂“獨台”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是從它尋找國際承認的失敗開始的。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變化，第一波振動是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法案，第二波振動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寫的《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對這個問題略有論述，在正文裡是從正面說，再加了一個注釋是從負面說，但處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說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中美關係的變化，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不會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覺得解嚴是他們奮鬥的結果，這一點我當然是承認的。從負面說的意思是：中美關係的改變使得國民黨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沒有這一變化，很難想象國民黨會自動發生變化。國民黨政權非常依賴於跟美國的關係，而聯合國的承認是台灣對內統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陸的政治理據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隨著國際承認的合法性消失，國民黨不得不去尋找內部合法性，這就是它的大規模本土化的動力。在這個條件下，李登輝等國民黨內本土派在蔣經國時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蔣經國有他的開明之處，這個不必否認，但是，國民黨在鎮壓敵對分子方面的歷史如此昭彰，開明也是相對而言的吧;如果離開前面所說的政治條件，很難理解他的這些行動。國民黨體制的本土化不同於先前的“台獨”運動，蔣經國是反台獨的，改變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在後來者與先來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的努力演變為本土化的潮流已經是新形勢的界標，後者為此後的“獨台”模式鋪設了前提，所謂“借殼上市”，就是借中華民國這一政治外殼形成所謂“特殊國與國關係”。 　　兩岸分裂不僅是國共內戰的延伸，也是美國全球霸權格局成型的後果。隨著中美關係改變，台灣在冷戰格局當中作為美國籌碼的意義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變了，所以美國可以要求台灣更大程度地民主化，並在這個條件下控制台灣政權，而不需要像過去那樣，讓蔣介石政權的那種獨裁統治模式持續下去。亞洲地區的民主化，例如韓國、印尼等等，都離不開這個冷戰格局的轉變來理解。台灣的留美學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在台灣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與美國及其對東亞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我這麼說並無貶低其作用的意思。這從內部瓦解了國民黨內反共的“統”的基礎。與此相對應，大陸的內部轉變，使得左派的“統”的基礎也逐漸地消失了。冷戰格局的改變為兩岸在各個層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條件，經濟更是相互糾纏，文化層面的共同性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認，由傳統的“台獨”所代表的分離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但趨向於統一的政治基礎反而逐漸式微。在這個大潮中，表面看“台獨”運動波濤滾滾，但這只是現象。根本性的問題是，作為政治力量的“左統”和“右統”同時衰落了，“獨台”或各種“兩國論”的變體實際上上升為島內主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它在越過藍綠的明確分野之際，卻將兩岸關係置於困境和危機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即便藍綠關係發生了變化，台灣社會內部的裂痕卻難以消失。 　　二、 反服貿運動與反TPP 　　反服貿運動觸動了台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多重困境，產生了某種綜合效果。與當年紅衫軍反政府貪腐、白衫軍反國家暴力不同，這次黑衫軍以反經濟不公為旗幟，但最終又以占領立法院的行動點題，其政治姿態頗有對二十多年來支配台灣社會變遷的政治平台本身進行總清算的態勢，影響將是長遠的。經濟衰退、貧富不均擴大、對內地依賴加深是台灣社會共同認可的困境，而對政治平台的衝擊卻顯示了新生代對於政治框架本身的懷疑。放在全球社會運動的脈絡中，“太陽花運動”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專制和民主的舊旗幟，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只是對大資本金融統治進行象徵性的抵抗。他們都沒有公開地將對社會不公的抗議與對政黨政治和民主體制本身的質疑結合起來並訴諸政治行動。台灣年輕一代不僅對這些困境的體會更加真切，他們對政治的質疑也觸動了根本性問題。我同意這樣的判斷，即反服貿運動的主要矛頭是無能政府和貧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陸的某些資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確的社會目標的條件下，學生運動觸發的政治動員極易(或已經)被二十多年來形成的慣性力量和政治勢力引至對“中國”的恐懼和怨恨之中。“占領運動”表達了不滿，但由於提不出切合實際的政治目標，為舊政黨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議論中，我們不難發現其間的推論邏輯：台灣經濟之所以衰退是由於大陸的崛起、貧富不均是因為兩岸貿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對內地的依賴是因為大陸企圖以經促政，並吞台灣。這樣的提問難道沒有掩蓋兩岸之間不平等的勞動分工，沒有遮蔽台灣經濟在這個不平等的勞動分工中從中國大量的勞動者那裡獲得的超額利益麼?若要談論反對某些大陸資本，為什麼不是討論勞動者的聯合，共同爭取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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