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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民粹主義與第三勢力

http://www.CRNTT.com   2019-01-27 00:08:04

事實上，“民主”與“民粹”都強調大眾民意，其主要區別在於“民主”更注重程序正義，尤其是自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明確提出“程序民主理論”後，當代西方重要政治學者，如波普（SirKarl Raimund Popper）、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薩托利（GiovanniSartori）等，基本上都承襲了熊彼特的程序民主思想，即，如果一個權力不經公開公正的程序而產生，那麼就是不民主不道德的。這種思想已經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台灣社會實行的是西方政治體制，這種思想當然也被台灣多數人奉為晷皋。不過，西方國家也承認這種經“程序正義”（事實上主要表現形式是通過投票產生民意代議士）產生的代議民主有其缺陷，因此並不排斥以直接民主進行補強。而所謂“直接民主”其形式主要表現為公民投票，近年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泛起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公民投票運用的推廣。在相關國家和地區，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重大事項是法律事先規定好的一種程序，因此公民投票仍然是一種體制內的民意表現形式。事實上，在經濟相對富庶發達的社會中，多數民眾還是希望社會大體穩定，對於依法舉行的示威遊行可以容忍，但對於體制外運動尤其是大規模街頭運動則持疑慮態度，在此氛圍下，包括台灣在內的相關地方的民粹主義者在多數情況下還是願意選擇法律所允許的手段來表達意願。以前台灣“公投”門檻較高，使台灣那些對代議民主失望的人抱怨難以“公投”的方式表達其意願——有研究顯示，以前一次全台性“公投”，其發起者需要耗費約2000萬元新台幣和歷時一年以上方可完成連署。②這使得除了大黨外，台灣絕大多數個人和社團都無法做到成功連署。2017年底台灣“公投法”修改後，門檻大幅降低，一些較易引發社會共鳴的議題的成功連署成為可能，比如，2018年就有10個“公投”案達到連署門檻。那麼，是不是台灣“公投”門檻降低後，今後台灣會“公投”不斷呢？從橫向比較看，比如和瑞士、丹麥等國的公投法比較，台灣的“公投”門檻並非很低，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公投不斷，所以關鍵還是要看“公投”的議題能否激發民眾的興趣。③當然，台灣“公投”後果具有剛性特徵，按其“公投法”第30條規定，與“公投”結果相悖的法律必須廢除，需要立法的必須立法，若無關法律的創立或廢除的“重大事項”，則“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做必要處置”——這種剛性後果容易激發台灣民粹主義者的興趣。大體可以判斷，今後台灣民粹主義運動將更多體現為體制內的“公民投票”和法律允許的示威遊行，而非體制外的抗爭運動，尤其是規模大、持續時間長的街頭抗爭。 　　上文說到民粹主義可以為了“實質正義”而輕視“程序正義”，那麼，什麼是民粹主義者心目中的實質正義，或者說民粹主義的主要價值目標是什麼？人類自擺脫蠻荒以來就不斷尋求“正義”，那什麼是“正義”？在不同地域不同歷史階段，“正義”的定義各不相同。人類發展到今天，自由、平等、公正、博愛等都成為較為公認的價值，如果說非把這些價值作個優先順序排列，那麼在各國各地區多數民粹主義者看來，“平等”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是民粹主義發酵的主要根源，許多台灣民粹運動從根子上看主要都是為了尋求某種平等。在西方理論界影響巨大的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首先也是將“正義”界定為一種平等，當然他主要是強調機會的平等。在今天的台灣，不少人認為自己在經濟和社會權益上並未得到平等的機會，這種認知在很大程度上給台灣民粹主義提供了孕育與成長的土壤。 　　另外，“台獨”思潮與台灣民粹主義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其實，就民粹主義主要關注“機會平等”而言，“台獨”本不應與民粹主義掛鈎，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一些“黨外”人士將反對國民黨獨佔政經資源與“本省人出頭天”聯繫在一起，滋長了“台獨”思潮；民進黨成立後為了在選舉中收割民粹成果，繼續鼓吹這種思想；後來當民進黨自己有了執政的機會，與國民黨已經處於平等競爭地位後，一些“台獨”人士則將台灣社會貧富差距問題不適當地與所謂“兩岸權貴集團”掛鈎，別有用心地將帶有“台獨”思潮的民粹主義矛頭指向中國大陸。值得注意的是，當島內民粹主義對“平等”的關注不再局限於經濟利益分配，而投向所謂“‘國家’地位平等與尊嚴”上時，當“公投”為這種民粹情緒提供法制化的出口時，例如這次所謂的“東京奧運正名公投”，那麼這事實上已經遊走在法律性、民粹性的“台獨”邊緣。可以說，台灣民粹主義近年來有升溫的趨勢，它日益成為影響台灣島內政治生態的一股動能，而當它被“台獨”操縱並歪曲“平等”價值後，可能將台灣帶向危險的境地，不過這顯然不是也不應該是多數台灣民眾想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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