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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問:您曾經提到,“多少年來,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轉型的過程,就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轉變的過程。但是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就是轉型的過程當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如果追根溯源,轉型陷阱的形成是否與改革之初的終點設想有關,從一開始就缺乏頂層設計,沒有明確的目標?

  孫立平:有沒有總體設計要看從什麼意義上來理解。在改革開放起始的時候,要結束和破除的東西是明確的,這就是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告別人整人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標是四個現代化。但在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上,是較為模糊的。當時叫“撥亂反正”,就是在基本體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並對體制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修復;在經濟上引入一定商品經濟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實行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變。到了1980年代中期,開放開始推動改革,導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美國的訪問。據說,鄧小平回來後在某次高層會議上說:我看見了現代化。隨著國家領導人出訪增多,帶回了關於國外新技術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書譯介過來。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說,1980年前後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標是“文革”前17年的話,現在的坐標是新技術革命體現的一個新的文明。於是,許多突破性的思路開始被提出。回過頭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中的氛圍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國最有自信的時期。那個時候的自信表現為對自身問題的不回避,以及向別人學習的勁頭上。

  對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一般評價是,經濟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方面的改革,現在看來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說了,結果是權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迅速膨脹。而經濟體制改革,則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對照,鼓勵大膽去試,不怕犯錯誤。就鼓勵改革勇氣來說,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結果卻是造成經濟生活的高度非規範化。其實這個階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動,但由於不具備相應條件,只能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進行。由此造成的結果,一面是越來越膨脹且不受制約的權力,另一面是非規範的經濟。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什麼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權力與市場的結盟

  問: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權力和市場的結合有何關聯性?在漸進式路徑選擇中,兩種要素的結合是如何實現的?

  孫立平: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與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問:利益集團應該怎麼去界定,現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實現?

  孫立平:儘管在現實中,正當利益集團和非正當利益集團的分別是存在的,但在理論上,正當的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很難界定哪些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關鍵的問題是,社會中為利益集團設定的制度安排是什麼樣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動平台是什麼樣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正當利益主體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會蛻變成不正當利益集團;相反,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當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也只能按照社會設定的規則從事自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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