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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這就是韋伯在演講中斷言:今天,無論是誰同意使用暴力,都必須接受這個悖論性的後果,無論是宗教還是革命。任何領袖要想取得成功,必須依靠其追隨者所構成的“機器”,他需要不斷地提供精神和物質的獎賞來維持機器的運轉,因此,這架機器的動力(而不是領袖本人的動力)決定著領袖是否成功,“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他的實際收獲,並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隨者的動機所左右,而從道德的角度,這些動機大都不堪聞問。他所以能夠控制這些追隨者,僅僅因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大概不可能是多數)對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懷有真誠的信仰。”[48] 韋伯其實指出了革命的兩個條件,一是先知或者領袖本身的信仰必須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二是其追隨者的動機會和革命的第一個前提產生悖論。這正是為什麼政治總是很容易淪為替報復、權力、分贓、俸祿等提供道德借口的肮臟遊戲。而革命之後的因襲守舊的日常瑣事,會使得聖戰領袖和信仰本身銷聲匿跡,變成政治市儈和實用性專家行話的一部分。因為領袖的機器獲勝的條件之一,正是將一切空洞化和事務化,使得人成為精神上的無產者。在韋伯看來,真正的政治行為本身必然伴隨著去政治化的過程,這樣的一個道德上的和現實中的悖論關係對於以政治為“天職”的人來說,是必須明白並對此負責任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是周旋在惡魔的勢力之間。超凡的聖人不採取暴力作為政治手段,是因為信念倫理的信仰者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為自己和他人的靈魂得救的人,不應該在政治的路上走。因為政治有完全不同的路,它必須在俗世中靠暴力存在,責任倫理的承擔者則必須對政治行為的現實後果負責。否認這一點,就會把政治當成簡單的政治家的煽動,而承認這一點,卻正是為了承擔現實政治行為的後果和責任。這裡,我們需要看韋伯對信念倫理所做的更多的闡釋。

  因為,以政治為業的人,必須接受的命運是道德上的兩難困境。政治是靠暴力來完成的,既然這個現實的世界是非理性的,是受魔鬼控制的,是要周旋在惡魔之間,所以,政治的守護神就是惡魔,與上帝處於固有的緊張關係,隨時可以導致無法調解的衝突。採用暴力的手段,遵守責任倫理的政治行動,“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會危及“靈魂得救”,在這個意義上,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無法調和。韋伯引用了馬基雅維利對一位佛羅倫薩市民的讚美,因為他將自己城邦的偉大,看得比靈魂得救更為重要。在這裡,韋伯既隱晦也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德國國家問題的看法,也回應了在演講一開始為什麼要把政治定位為與國家內外的關係上。今天,雖然城邦或者祖國所代表的價值被廣泛地質疑,但是空洞地談論“社會主義的未來”或者“國際和平”這樣的信念倫理,對於解決嚴峻的現實問題並無裨益,而是相反,“這個目標很可能會因此受到傷害,失信於好幾代人,因為這是一個對後果不負責任的做法”[49],韋伯的語境是很清楚的,在一戰之後殘酷的國內與國際的環境下,批判和取消國家與民族的角色,是對後代的犯罪。國家的存在作為一個既定的現實,正是暴力的來源,對此,韋伯有深刻的批判,更指出這一悖論的歷史性根源,這是現代“理性”國家的典型現象。但是,批判並不等於取消這一現實的政治問題,而是相反,正是為了承擔這一歷史的悖論。真正的信念倫理是它的內在力量應該強大到為現實的後果負責任,只有這樣的時刻,信念倫理才有可能與責任倫理融合。

  因此,現實的政治問題需要“成熟的人”來承擔,以使得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有可能互相補充。韋伯呼喚的是這樣的政治家和“真正的人”:

  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這一責任,然後他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即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一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韋伯之所以如此呼喚,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對未來的基本判斷上:我們的希望和期待極可能只能得到很少的實現,“我不會因此垮掉,但無須諱言,認識到這一點畢竟是一種內心的負擔”。我們的前面是“冰冷難熬的極地寒冰,失去權利的不但有凱撒,還有無產階級。當這長夜漸漸開始露白,那些今天還被春天的浪漫鮮花簇擁的人,還會有幾個活著?……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都會得出結論說,這些人不適合在這些領域工作,他們沒有能力應付這個世界由日常瑣務組成的真相。實事求是地說,他們雖然自認為是在以政治為業,卻並未體驗到它最深層的含義。”[50] 正是從這些話語中,作為一個厄運預告的“先知”以及對此的承擔,我們看到了韋伯形象與他所描述的猶太先知耶利米的巨大叠印。

  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以政治為業的“領袖”是一種“英雄”,也是一種平常人,因為“政治”是用力而緩慢地穿越硬木板的工作。

  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他們現在必須做到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們甚至連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個人得確信,即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能無悔無怨;儘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51]

  這就是演講的最後段落。世界本身的罪孽,需要的正是猶太先知們以個人的方式義無反顧地獻身,政治的意義來源於現實的政治之外,但卻需要落實在現實的政治之中。這就是作為“政治家”的先知們的天命,也應該是今天的政治家所應追慕的先驅。這就是韋伯對政治的最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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