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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中國傳統，走向“左派儒學”？ | |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07:3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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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正義 社會主義者在正義問題上往往採取全球視角。儒家同意政治的最終目的是服務於世界人民的政府形式，或者至少是考慮到他們的利益。這是全民政治，但什麼人重要呢？西方的左派傾向於強調世界上當今一代人的利益，或者最近因為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開始關注下一代人的利益。但是儒家還認真考慮我們死去的祖先的利益。在受儒家影響的韓國和中國南部省份如福建，許多家庭和社區還實行祭祀祖先的活動。儒家學者蔣慶曾提出一個政府機構“國體院”（歷史延續性機構），其明確的任務就是維持各種傳統的延續性，包括少數民族的傳統比如藏傳佛教的延續性。對於儒家來說，我們的身份是由祖先的價值和習慣構成的，他們可能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在我們頭頂上盤旋，所以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考慮到近期祖先的利益並不是牽強附會的說法。換句話說，只關注世界當今一代人利益而忽略下一代或者逝去的祖先的利益的政府在左派儒家看來是不公正的。 另外一個重要差別是人民如何參與政治的思考方式。西方最神聖的政治價值或許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那些質疑這種民主機制的人常常被認為失去了道德立場（在十九世紀就是另外的故事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用產生的後果來證明民主機制的合法性，為了更好的結果，他也願意考慮修改民主模式。） 一人一票選舉制的明顯問題是平等終止於政治群體的邊界。邊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了。經過民主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國民利益上是體制的一部分，可以這樣說，他們就是要為選民所在國家服務，而不是為生活在這個政治群體外的外國人服務。即使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國國民的利益上，而忽視外國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政治領袖做出的決定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他們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候需要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左派儒學提出了比西方民主模式更好實現全球正義的政治模式。這個理想不一定是個前文所說的人人平等對待他人的世界，儒家更喜歡把關心向外延伸，但認識到關心的強度隨著從親人向陌生人的延伸而不斷減弱。雖然如此，在這樣的世界，如果和大部分以本國國民為基礎的民主國家相比的話，陌生人的利益將被更嚴肅地對待。實現全球正義的一個關鍵價值是精英管理（meritocracy），也就是說人人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具有平等的機會，但領導崗位分配給該群體中最有美德和最稱職的人。這裡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道德君子，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斷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辨認出擁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給予年長者額外的投票權：儒學認為一般來說人的智慧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的，人們的生活經驗隨著經歷了不同的角色而變得深刻（成年的兒子關照年長的父母的角色特別能培養同情和謙遜的美德）在某些角色上經歷時間越長（比如有幾年工作經驗的醫生肯定比剛當醫生的人對疾病有更好的了解和更準確的判斷）。另外一個建議是成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府機構（通儒院），那裡的代表是經過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考試機制而選拔出來的，該機構有義務維護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決策者往往忽視的人比如外國人、子孫後代、祖先、少數民族等的利益。通儒院將平衡和補充經過民主選舉的院（庶民院），不管這個建議多麼不完善，它至少更好地接近了全球正義的理想。 政治精英管理的價值在東亞政治文本中是根深蒂固的，實現這種管理的政治建議一般也不被看作怪異或者危險的思想（在西方，大部分政治文本都認為國家要麼是民主的要麼是專制的，不符合這個兩元對立模式的其他選擇常常被排斥在外，不予考慮）。 左派儒學的另外一個特征是支持海外人道主義干預，但其前提條件是干預的目標是推翻破壞人民的生活權利的暴君。甚至左派儒學中最“溫和”的人孟子也為為了鏟除不講道德的暴君而發動海外戰爭的觀點辯護。這和西方左派為海外人道主義干預辯護而提出的論證不同。對於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這個影響最大的正義戰爭理論家來說，加入某個政治群體的成員資格是根本的人類利益，是幫助確定戰爭正義性判斷的因素。其他著名的知識分子比如邁克爾?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和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為入侵伊拉克的辯護是建立在向中東推廣民主的基礎上。左派儒家拒絕這兩種為人道主義辯護的做法：只有解除在暴君下受奴役的人的痛苦才能使得海外使用武力干涉獲得正當性。 6．宗教寬容 今天，大部分左派認識到寬容不同形式的宗教的理想。“多元主義事實”是現代社會的特征，只有讓不同的人實行他們最喜歡的宗教生活方式才是公正的。即使那些無神論者也並不主張禁止宗教，但西方的有些左派反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作用。 左派儒學對於宗教沒有強烈的觀點。遵循早期儒家思想家比如孔子本人的典範，他們採取開放的形而上學承諾，把注意力集中在塵世生活問題的努力上。比如一個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上的儒家信徒在形而上學承諾方面卻是佛教徒或者基督徒，這並非不可思議的。早期儒學並不是要提供關於人類痛苦以及死後再生等存在問題的終極答案，它對這個觀點持開放態度，宗教或許在這個方面能做得更好。 但是有些左派儒家如蔣慶確實認真地把儒學看作有形而上學基礎的宗教，隱含的意義是國家應該支持儒學作為宗教。其隱含意義是儒學需要在中學講授，在城市鄉村推廣，需要得到國家的財政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儒學培養未來的擁有儒家思想的領袖，用道德敏感性治理國家。但是蔣慶強調要容許其他宗教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瑞典和英國支持官方宗教，並不禁止其他宗教的情況對比。一個宗教即使在國家不支持的情況下也可以繁榮。他在其建議的三院制政府中明確為其他宗教的政治代表在歷史延續性機構（國體院）預留了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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