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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我還讀了斯密的《國富論》，那也是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記得是1973年，家父從上海買到後郵寄到我那個沒有電燈的山中窩棚。翻開來，卷首是批判性說明，可以不加理會的。也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山之作，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當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讀下去，我被這本書吸引，慢慢就知道，“分工水平”才是理解經濟現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別的一個關鍵。  　　記者：下鄉十年，當地的農村有什麼變化嗎？  　　周其仁：總有一些吧。不過很多所謂的“變化”，就是“張書記開溝李書記埋”那一套，很熱鬧，更辛苦，可是財富並沒有增加多少。知青下鄉最大的貢獻，我看還是改善了當地教育。因為相對來說，城市下鄉知青的文化程度總還是高一點，知青當了農村中小學的老師，培養教育了當地的孩子，後來出了不少人才，帶頭走向外面的世界，這是知青帶給當地最大的變化吧。  　　記者：在滿清時期，東北地區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後人寫的《東北流人史》說，流人對當地的最大貢獻就是提高了當地的文化水平。  　　周其仁：知青又何嘗不是“流人”？在知青之外，還有其他歷次運動中的“戴罪之人”，對當地的提升知識文化的幫助也很大。1977年我準備參加高考的時候，因為自己沒上過高中，要自學補習。很幸運，那時我已經到了農場場部工作，遇到一個下放的右派，是水利工程師，他利用晚上教我高中數學，至今我還記得他是怎麼給我講“log函數”的情形。  　　記者：1977年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第二年你考入大學，算是脫離了底層社會的生活。  　　周其仁：遙想1978年早春時節，我站在北大荒農場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邊聽著恢復高考的消息，一邊盤算著如何填寫志願。本來不用任何猶豫，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而我對於只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爭是向來不怕的。無奈1977年黑龍江省的“土政策”規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25歲的一律不得報考。那一年我已經28歲了，北京大學要不要我這樣歲數大的學生呢？遠在千裡之外，我覺得毫無把握。思慮再三，只好放棄填寫北大，最後按第一志願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錄取。  　　記者：那時大學的氣氛很活躍。  　　周其仁：1978年10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漩渦中心。大學的氣氛非常活躍，許多同學都有過豐富的社會閱歷，大家刻苦讀書，又不拘泥於書本知識。我常到其他學校去旁聽課程和講座，結識了不少校外朋友。在一個聚會上，我們聽到了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回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饑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產，但“包產到戶”卻不合法，所以農民只好秘密進行。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原來農村也存在迅速改變的路徑！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合法承認呢？  當時，北京城裡爭論激烈。反對者責問包產到戶的“方向”，支持者辯說包產到戶大幅度提高了產量。我和《未定稿》的編輯王小強合作，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包產到戶。該文起於一股不平之氣：為什麼增加產量的一定就違背“方向”了呢？文章寫出來後，沒有地方可以發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耕今先生把我們的文章推薦給1980年全國農業經濟學會年會。記得會上一位什麼權威專門找到北京農科院院長的秘書趙曉冬，質問這兩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員，趙答：不是。權威說，你總是共產黨員吧，可不能理這兩個家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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