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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永懷經國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民國73年（1984）6月，經國先生請沈昌煥秘書長通知我，接替陳履安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負責政黨外交。我聞訊惶恐萬分，因為當時我還不到34歲，家父也還是中央黨部考紀會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屬。當然，經國先生的安排，主要考量是為刷新國民黨百年老店的老邁形象。他用心良苦，我當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黨部以後，即經常與外國議員、學者及記者互動，說明黨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誤解， 舉行記者會次數為歷來最多，也經常出國參加國際政黨活動，建立聯繫。同時，也透過這些國際政黨組織如“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舉辦的活動，見到許多外國“元首”與政要，每次回國都會在中常會報告，讓大家知道國民黨跟外國友好政黨聯繫的成果。這項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黨數由40個左右增加到120個，也結交了數十位主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或政黨領袖。民國77年（1988）7月國民黨召開13全大會時，我邀請了66位外國政黨領袖來台，這是有史以來外賓最多的一次大會，可惜經國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來，當時我擔任這項職務，透過外國政黨聯繫，深入了解國際政治實務、國際政黨組織與運作、我國外交與僑務工作，與當前“國家”處境，是經國先生給我磨練的絕佳機會，我非常珍惜，也十分盡力。當年獲得的知識、經驗與人脈網絡，到今天還受用無窮。 五、經國之治 台灣躍起 　　民國61年（1972）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開啟了16年的“經國之治”。民國61年到民國77年，成為台灣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段期間國內外局勢異常嚴峻，考驗接踵而來，如中日斷交、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日斷航、中美斷交，但經國先生穩健地帶領台灣度過每一次危機；經國先生也主導擘劃十大建設，帶領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每人平均所得從400美元增加到超過6,000美元，締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十大建設，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這段時間，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國留學，並未親身參與，故不在此深論。  　　民國73年（1984）之後，是經國先生加速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報禁、開放黨禁、“國會”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參與規劃，也見證了台灣民主發展非常重要的幾個歷史關鍵時刻。 一、解除戒嚴 開放組黨 　　有一次，大約在民國74年（1985），經國先生突然找我去問：“‘戒嚴’英文怎麼講？”我說是“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還有沒有別的意思，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台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經國先生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我的推斷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將軍的建議。戚烈拉將軍是誰？他是二次大戰美軍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國西歐戰區指揮官倫司德元帥（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戰功顯赫。他1967年來台擔任美軍顧問團第八任團長，是經國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國人。他的太太曾是經國先生的英文老師，因此他跟經國先生很熟，兩人無話不談，不需要傳譯。戚烈拉將軍退伍後常來台灣，也經常和經國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譯轉達。宣布解嚴前一年左右，他來了一封手寫的四、五頁長信，討論台灣繼續戒嚴的利弊。他認為台灣揹了戒嚴的黑鍋，其實對人民自由的限制並沒有其他真正戒嚴的“國家”那麼嚴重，因此他認為其實可以檢討還要不要繼續戒嚴。經國先生和他私交甚篤，他不會對經國先生講假話。那時我就覺得，從戚烈拉將軍的來信，到經國先生要我去查“戒嚴”一語的英譯，種種跡象顯示，經國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嚴。由於他見戚烈拉時，不需要我翻譯，他們談了什麼，我並不知道，但我推斷他們一定曾談到這個問題。果不其然，民國75年（1986）3月底國民黨12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改革中，就納入了““國家”安全法令問題”的議題，其實這就是“解除戒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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