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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9:02:54

三 　　一幅近代企業家的群像在我心裡變得越來越清晰，由他們各具個性特色的努力所構成的本土企業傳統也漸漸在我眼前浮動。這個獨特傳統的內核就是實業救國，張謇、榮氏兄弟、穆藕初、範旭東、劉鴻生、盧作孚，他們都是近代以來實業救國的代表人物。 　　不僅他們，“五四”時代就讀於浙江高等工業學校電機專業的胡西園，最強烈的願望就是“一定要讓中國人能夠用上自己製造的電燈泡！”1921年，他在上海開辦了燈泡廠，1923年正式注册“中國亞浦耳燈泡廠”，贏得了“燈泡大王”的稱譽。簡氏兄弟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也是抱著“實業救國”、“挽回利權”的願望，中國的卷煙市場大部分為英美煙草公司壟斷，他們提出“中國人吸中國煙”的口號，創“大愛國”、“大長城”、“大喜”等品牌，以國貨為號召。這和劉鴻生辦火柴工業的動機幾乎如出一轍。宋—’卿在天津辦東亞毛呢紡織有限公司，提出“國人資本，國人製造”的口號，將毛線品牌命名為“抵羊”，商標圖案是兩頭抵著角的羊，其實包含著“抵制洋貨”的意思，國人一看就明白。東亞的“抵羊”牌迅速擊敗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國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國87%的毛線市場。 　　實業救國，可以說那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不是個別人的選擇。所以，法國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中有個著名的論斷，與西方17世紀的新教徒企業家不同，20世紀中國的企業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  　　不斷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藝、新技術、新機器，把企業一個變二個、變三個，從榮家兄弟、劉鴻生、盧作孚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特點。“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榮宗敬的這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個經典性的範例。劉鴻生晚年回顧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為了發展民族工業。我總希望把我的企業從一個變成二個、三個，越多越好。”盧作孚對於輪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設備包括無線電台等在當時都是領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資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這是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的內在動力，只有把辦企業本身看作是終極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門磚，把辦企業看作是一種獨立的行為，自身即擁有最高價值，才有可能會有不竭的動力，推動著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來享受。 　　制度建設，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業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它真正發揚光大是從張元濟進入開始的，他的抱負是扶助教育，同時他又有一個願望，就是要“為中國實業造一模範”。他戲稱自己是制定規章制度的“專家”，親手為商務制定了大量的制度，從企業運作、財務管理、人事進退、獎懲到職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難職工子弟的教育補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規定。比起這些有形規定更重要的還是他身體力行提供的示範，比如他請客公私從來分開，比如他主張高層管理者子弟不准進公司，他兒子張樹年留美歸來想進商務，就被他拒絕了。1918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前來取經，索要商務印書館的有關章程，當時南洋公司剛把總廠遷到上海，準備進行改組，希望參考商務印書館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2年進入商務的王雲五，從主持編譯所到主持整個商務，他引入的科學管理，對於1932年商務遭遇浩劫之後的複興，產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裡，商務不僅繼續保持出版業的領軍地位，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穆藕初在他創辦的紗廠最早引入了科學管理法，盧作孚對民生公司也強調科學管理，而且落實到每個細節上面。張謇在辦大生紗廠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後的失敗固然有種種原因，制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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