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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09-05-11 10:43:33  


 
  與其說,他們是被動地接受西方的結論,不如說是為了自我批判而主動求助於他者的判斷。“知恥近乎勇”。他們是一群真正懂得“恥辱”的愛國者,大勇者。

  《中國人的氣質》發表後,在上世紀初的日本留學界影響甚大。有人稱“其言酷而實,其語迫而不可逃”。有留學生說讀後形容是“山雞對鏡,自見其形”,雖情有不甘,卻不能不愧其言。

  梁啟超於1902年發起“新民”運動,明顯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發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痛陳國民性四大缺點: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闕。此時,旅日華人及留學生掀起批判國人“奴隸性”,培養“國民性”的國民化運動,“奴隸”、“奴性”之詞遂多見於華人報刊。

  這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首次精神自審的集體行動。

  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氣質》發表一百年間,其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國愛國學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鴻銘,末有摩羅。

  辜鴻銘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中唾罵之,又比較各國人的特性,確認中國人為最傑出而完善者。摩羅明確指《氣質》為“殖民話語”,不但打倒了一個史密斯,而且接連絆倒了在他看來跟隨洋人起哄的梁啟超、陳獨秀、魯迅們。

  魯迅留日時即讀過《中國人的氣質》,明確表示不盡贊同書中觀點,卻強調它對中國人自我認知的價值,多次建議翻譯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個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國人的氣質》值得翻譯和閱讀,認為據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會病一樣,東方國家的病症自有東方的特點,並非經西方“妖魔化”而來,而是客觀存在。這些國家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無一不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歷史上,沒有可以與西方先進國家相隔絕而自行進入現代的。所謂傳統的“轉化”,也只能在異質文化介入之後方能進行。

  (作者林賢治 著名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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