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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斯坦20年不變的民族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0-06-17 10:49:30

一方面吉爾吉斯人反感甚至仇視烏茲別克人，另一方面，政府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彌合雙方分歧，比如在少數民族領導人和官方語言問題上，吉高層一直沒有做出合理的決定。如此一來，矛盾便僅僅是在等待一個爆發的時機。 　　在後蘇聯空間內，無論是車臣問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問題、烏克蘭的東西對抗問題還是中亞的族裔問題都十分突出，而且它們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根源——斯大林以及其他蘇聯領導人的民族政策。這段歷史已經無法改變，而面對其遺留問題是則必須探索一條有效的道路。 　　在筆者所列舉的這些問題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凡是遵循“自由表達、自我實現”原則來治理民族問題的國家都取得了較為穩定的局面。普京在治理車臣問題時使用的是“車人治車”的策略，利用車臣“名門望族”卡德羅夫家族來對該地區進行治理。儘管隨著伊斯蘭勢力的興起這種策略遭到了挑戰而且車臣恐怖事件仍然頻發，但不可否認的是，區別於車臣戰爭期間分離勢力對該地區的占領，車臣“整體上”是穩定的。這種穩定得益於普京讓車臣人“自由表達並自我實現”，即由車臣人來實行符合當地民族心理和習慣的管理模式。 　　而烏克蘭的東西對抗則一直被該國的自由選舉體制控制在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內。比如，在俄羅斯人占絕對優勢的克里米亞地區，該地區地方議會立法恢復前蘇聯標誌。儘管這種做法在基輔中央引起了極大爭論，但爭論卻沒有爆發為衝突，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仍是“自由表達、自我實現”的原則得到了遵循。近期，由於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上台導致烏克蘭東西對抗空前加劇，甚至出現了烏克蘭將分裂的說法，但即使這樣，更多的人還是謀求通過法制渠道來解決分歧。 　　“自我表達、自我實現”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科索沃問題，但是任何問題都有兩個極端，科索沃問題是將少數民族的民意放大的極端，而本文所說的則是另外一種極端，也就是掩蓋民族問題、拒絕給予少數民族表達權利的極端。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制度，即使像後蘇聯時期的那些文化傳統都極為相似的國家也會在民族問題上採取不同的策略，但一個基本的原則是不能掩蓋問題和封殺少數族裔的聲音。吉爾吉斯斯坦這20年的實踐可以說正是犯了這樣一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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