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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

http://www.CRNTT.com   2010-06-30 11:32:59

在台灣，“公共知識分子”大概指向哪一群人？ 　　楊照：2005年我寫了《十年後的台灣》，其中我花最大力氣寫的那章叫“民主的准備不足”，當民主突然之間到來了，它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威權到民主的這一條路，不可能用正統知識分子想象的、教科書的民主來解釋，民主有自己的機制。教科書上的理解沒有問題，民主最難的是從威權轉到民主的那段，這段轉變絕對不會以民主的方式進行，它中間就有很多機會、鬥爭，大部分社會都在這個過程中出了問題。一般會出現兩種問題，一種是國家實力走下坡，國家從威權走到民主，就會產生資源不足，在開放的過程中有更多人來搶這些資源，這會非常殘酷、激烈。還有一種情況和台灣比較像，社會資源比較多，實力往上走，利益的誘惑也很大。最後大家看到的都是利益，它會有高度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和誘惑會傷害到健全的民主。可這些問題很難去應對，台灣就是太明確的例子了。像梁文道就講，《十年後的台灣》反映的東西對他們香港人來說一直是很矛盾的。台灣不是一個好例子，你看到那麼多壞的東西。這什麼意思？就是說，他們是對的，一切要慢慢來，就算你得到了民主也不是你想象的民主。我覺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把它當作歷史時代潮流，它必定還需要自主意識，還是有些人腦袋要清楚，他知道什麼事情要來。他有最基本的責任感，即使他看不到，他還是要有耐心一直說一直說。這就是我最佩服南方朔的地方。他一直說，你要耐心、耐心，他三十年一直講、一直講。從這個脈絡，所以也就有了所謂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台灣談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幾個人心里其實是明白有一種無奈的好笑，就像一群無用的人，但他們還堅持、有耐心，自己滿足自己，自己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如此而已。因為我們有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一段“知識分子”歷史，所以還對知識分子這件事情有點熱情，還在做這種狗吠火車的事情。雖然時代環境改變了，但 “知識分子”那些東西在他生命中也還有遺留。 　　知識分子與政治掛上鈎後，很容易造成分化，台灣知識分子在這些年中又是如何分化的呢？ 　　楊照：台灣知識分子從1970年代開始一路在分化。在1970、1980年代，那個時候知識分子最大的接軌點是“左右統獨”都在一起。當時的宗旨是反國民黨，但更大的宗旨是反台灣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走向。因為那個狀況下，社會發展太不平等。台灣經濟的發展很明確，就是犧牲農業扶植工業，所以農村非常凄慘。“左右統獨”為什麼都可以在這裡，因為那種農村的狀況對於台灣出生的農村子弟，是不可接受的；對於像陳映真他們，在西化潮流里面只剩下農村保留著中國，他們看到的中國本質在農村和農民。對農民的認同和熱情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公約數。 　　可是到了民主運動起來之後，知識分子就開始分裂，最大的分裂就是“台灣本位”和“中國本位”對立。“中國本位”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不可能走太遠，“中國本位”是相對虛幻的東西，所以相對而言“台灣本位”影響更大一些。 　　從1996年李登輝當選開始，知識分子又有一撥分裂，分裂的標准是怎麼看李登輝。有些人認定李登輝是“台獨”派，這就走了一批。1996年在政治上的選擇，我最早是幫許信良的，當時我們被打得滿頭包。1994年，許信良就開始准備黨內初選，他當時的口號是“大膽西進”，就是跟大陸建立密切的經濟關系。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名義上我們還是在幫民進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二天要投票了，我一個朋友林鳳飛——他當時當“文宣部”主任——拉我到飲水機旁用閩南語說，你不要笨，不要搞錯哦，明天你一定要投李登輝。其實很多人都是這個想法，投彭明敏沒有用，因為他不會當選，你一定要讓李登輝的票足夠高，給別人看。到了2000年，陳水扁上台又籠絡了一群人，又走開一群人，這樣就所剩無幾了。 　　分裂到最後，剩下最小、陣營最薄弱的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叫他們公共知識分子，是因為要把他們和學院知識分子區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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