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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不許批評的真理是偽真理

http://www.CRNTT.com   2010-10-08 13:12:56  


 
  馬國川:五十歲的時候,您才離開銀行界和經濟學界,調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語言文字工作,成為語言學家,並且取得了卓越成就。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您成功的奧秘是什麼,是否得益於博雅教育?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談。

  通識教育對我的好處,就是在學校里面選的課程比較廣,同時學到了怎麼樣自修的方法,有這兩點要改行就不大困難了。我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不發生大困難。

  大學一出來,就是一個專家,這個辦法或許會有一些好處,但是對文化的發展是不好的。

  馬國川:作為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教育有意識形態色彩嗎?解放前,全國有許多教會大學,您怎麼評價教會大學對中國教育的作用?

  周有光:這個問題很重要。意識形態這一個名詞,從前我們都不知道,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向蘇聯一邊倒,才知道什麼叫“意識形態” 。我大學畢業,都不懂什麼叫做意識形態,根本沒有這個說法。它是從蘇聯來的。

  對於教會學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教會學校的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進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傳播新時代的新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方面,教會學校當然也有兩個方面。帝國主義是侵略的,造成了許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後,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慢慢從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慢慢地轉向資本主義。中國的歷史並不是這個歷史序列中的一個例外,我們是一樣的,印度也是這樣子的。全世界多數地方都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遭受了侵略,同時也得到了文化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今天還在發展當中。

  教會學校也有精華,不是只有糟粕。我們擺脫殖民統治之後,應當考慮“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馬國川:解放後,您曾經在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見證並親歷了新中國進行的“院系調整”。當時為什麼要進行“院系調整”?現在對當時的這種做法有很多批評,您怎麼評價這次“教育革命”?它給中國教育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周有光:新中國成立以後,就把原來的整個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學校當零件拆開,完全按照蘇聯的教育模式重新組裝,專業越搞越細。可以說,徹底放棄了通識教育這條路,全是蘇聯的專業分工方法,大學一畢業就變成專家了。新中國一成立就講求“速成教育”,大學本來四五年,後來改為三年,甚至改為兩年,都是速成的思想。當時人家也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這是一種短視的政策,到蘇聯瓦解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了。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流弊很大,阻礙了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改組,比如清華大學又有文科了。其實解放前清華大學有名氣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後清華大學成為“理工科大學”,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學,三十年多後不得不重建。許多大學都經過這樣的“折騰”啊。

  一直到今天,中國教育還沒有向先進國家的先進制度看齊,還差得很多。中國教育制度離開了蘇聯教育模式,可是還沒有走上新的道路,卻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學教育里,官僚化、衙門化很厲害啊。我年齡大了,不能參加社會活動,可是來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學來的朋友,所以知道一點情況。應當說,今天的教育情況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地方都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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