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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為鏡像的兩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事實上，在學術、文化領域，近代以來，日本乃是中國與西方接觸的中轉站。當時諸多新詞語，固然在中文中早有詞源，但作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新詞，皆經由日文重新引入回中國。政治、法律各方面的新學，許多都由日語譯本轉譯而來。從所謂“翻譯的現代性”來說，日本／日語是不可忽視的、國人理解“西學”的中介。羅厚立在《通過日本認識西方的梁啟超》一文中引康有為《日本書目志》中言：“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羅文也提到當時圍繞“倭學”（日本學）的爭論。在文化守成派那裡，那些“游學日本”的年輕人“舍吾學而學倭學”，實乃舍本，但這也的確是當時的一個趨向。晚清以降的許多報刊廣告，介紹的都是日本的政法學校。 　　既“恨”又“敬”的對日情緒 　　當然，當日本侵華日益肆虐，民族大義容不得絲毫含糊。在這一點上，梁啟超提供了錚然鮮明的立場。他拋卻日本人數次營救他的個人之“恩”，明確表示：“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1936年，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魯迅也指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幹，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卻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 《且介亭雜文附集》 ) 　　但有識之士自然不會輕視日本這一民族值得學習的地方。這裡仍以魯迅為例。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魯迅針對“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排日風潮，指出:“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於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 《集外集拾遺補編》 ）魯迅在此強調的，是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在與兒島亨的談話中，魯迅也說，“現在有很多中國人到日本去留學，學習各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是，有一點是中國人所缺少而必須向日本人民學習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認真精神，正直，勤勞的品德。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非學不可的。”（兒島亨《未被了解的魯迅》，《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 　　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論》。此書的第1節題為《中國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戴季陶指出，去日本的留學生差不多有10萬人，然則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的《日本國志》，對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陳。與此相比，則是日本研究中國的書籍，分類為哲學、文學、歷史、政治等，有幾千種，每月雜誌上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都有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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