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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里的一本書與戊戌變法 | |
http://www.CRNTT.com 2011-04-04 09:30:03 |
《泰西新史攬要》原名《十九世紀史》,作者麥肯奇是英國人,新聞從業者,並非職業歷史學家。該書1880年倫敦初版,經李提摩太翻譯,1894年以《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為題,在英美在華傳教士創辦的《萬國公報》上連載,次年以《泰西新史攬要》為名正式出版。 《泰西新史攬要》介紹“泰西”(指歐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國殖民地)各國的19世紀發展史,總結各國興衰規律。該書認為西方國家富強的奧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後民權的興起,比之科學技術進步和工商業繁榮更為重要。“民既有權,則可以博考萬物而得萬物之理”,有了民權,個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也會隨之繁榮;“歐洲各國民間既有舉官以治國之權,即永無設會以害國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選舉官員(議員)治理國家的權利,也就無須“私自結黨以立會而抗國”,國家和民眾之間就沒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會就趨於穩定和發展。 該書受19世紀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推崇19世紀為進步的時代,認為專制主義已經衰亡,自由時代已經到來。其結論是,在19世紀,“歐洲西半各國不按十數帝王之族隨意治民,而按民心以治國。六十年前(指1820年之前)各國帝王於百姓之身家性命若為國家之所固有,隨意驅策,無人敢抗……至於今,則諸國非帝王之所治,而民之所自治,比戶幾各有舉官之權,既有此權,內外大小諸事必將順民心以治理。從前歐民一百八十兆皆如奴僕聽主人之約束,而不敢違背者,今則悉由自主”。 《泰西新史攬要》對1895年的大清帝國來說,無疑上了一堂民主課,對大清帝國朝野進行了民主啟蒙。如同恭親王奕訢原先的認識那樣,“這是一本對中國很有用的書”。不過,出版這樣的書有風險,出版者沒有因此而遭殃,主要是由於1895年大清帝國的特殊國情——甲午戰敗,舉國反思,該書的見解相當於給甲午戰敗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所以它沒有受到太多的責難,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歡迎,政學各界均給予高度評價。 梁啟超認為,此書“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吳汝綸在給朋友的信中,稱讚“其書皆百年以來各國轉弱為強之事跡,最為有益於中國”。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對此書表示讚賞。光緒皇帝是經康有為推薦而得識此書的,之後“置禦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所上的奏折,許多理念和建議均來自《泰西新史攬要》及李提摩太為該書所寫的序言。因此,也可以說是《泰西新史攬要》促成了戊戌變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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