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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不是擋箭牌

http://www.CRNTT.com   2011-05-31 14:58:23

平心而論，朗布依埃協定的確對前南而言是苛刻的、傷害主權的：科索沃獲得夢寐以求的自治共和國地位，其安全由北約派兵保護，南聯盟軍隊撤出。但該協定同時也強調南聯盟領土完整的不容侵犯，強調科索沃主權屬於南聯盟，強調“科索沃解放軍”也應同時解除武裝，在北約發出最後通牒的情況下，“兩害相權取其輕”便成為成熟政治家最明智的選擇。最終米洛舍維奇選擇了拒絕簽字，接受戰爭，並換來了戰爭失敗，南聯盟徹底解體的“雙輸”。 　　全面失勢，米洛舍維奇淪為政治爭鬥“棋子”，“兩奇”成無根之木 　　拋下政治爭議，僅僅從戰爭責任而言，米洛舍維奇在戰後被選民拋棄也在情理中。牆倒眾人推，被趕下台的米洛舍維奇不得不承受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左右夾擊”，並最終在“後米洛舍維奇時代”的前南政治爭鬥中先被當作棋子相互“將軍”，繼而被當作“投名狀”拋去了海牙。 　　米洛舍維奇時代的結束，也讓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這“兩奇”好運到頭：和米洛舍維奇不同，他們只是塞爾維亞族，而並不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人，他們的兩個“祖國”——前南斯拉夫和波黑塞族共和國，一個被他們拋棄，另一個則拋棄了他們，正所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儘管一個隱匿了13年，另一個更躲了16年之久，但這對無根之木的落網只是遲早的事，或者幹脆說，他們的政治生命，早已隨著“大塞爾維亞”幻滅成巴爾幹歷史上最小的塞爾維亞，而無可挽回地告終了。 　　四、民主化對“三奇”命運的影響 　　關鍵在於民族主義能否反映民主基本訴求 　　民主化並不一定意味著民族主義、甚至狹隘民族主義的沒落。即以前蘇聯、東歐地區為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民主化的改革者打出的首先是民族主義大旗；如今的波蘭、格魯吉亞已實現民主化，但民族主義情結濃烈依舊，民族主義代表人物的命運，和南斯拉夫的“三奇”可謂有天壤之別。 　　奧妙在於，波蘭、格魯吉亞等地的民族主義，對抗強權、爭取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十分清晰，和民主主義的基本訴求可以兼容，而“三奇”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卻是以強權爭奪本民族的“生存空間”，並打壓其它民族的生存空間，依然不脫19世紀巴爾幹民族爭端的窠臼，和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因此，“三奇”無法以民族主義為盾牌，抵禦自身命運的改變，但攻破這面盾牌的，卻並非民主化這杆矛。 　　塞爾維亞社會多元，“三奇”支持者未遭官方打壓 　　如果說民主化對“三奇”命運的影響，那就是圍繞如何對待他們，塞爾維亞社會聲音的多元化，以及對這種多元化聲音的寬容。當年米洛舍維奇的政敵科斯圖尼察曾堅持拒絕引渡已被逮捕的米洛舍維奇，而在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被捕後，聞風集會、抗議的支持者並未遭到官方打壓，兩人也都獲得了在媒體上為自己辯護的權力，他們的自辯詞也能通過媒體傳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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