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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美化了傳統政治嗎？

http://www.CRNTT.com   2011-11-05 10:24:44

結緣嶺南，香港創辦書院 　　1949年，大變革的前夜，錢穆憂心時局，南下廣州，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歷史也沒有想到，從此，一代史學大師從此與嶺南結緣，得以在平靜的學術環境下構建自己學術研究體系，幾乎憑一己之力延續了中華文化最純粹一脈。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複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亞洲文商學院在夜間上課，系夜校性質，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教師有唐君毅、張丕介、羅夢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 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仿徨，走投無路，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亞洲文商學院在香港九龍佐頓道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樓上舉行了開學典禮。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複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其早課之需。”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餘英時也回憶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事實上，錢穆心中“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錢穆主講的中國通史課，是學校最大的號召力量。新亞書院遷入桂林街後，來訪的學人增多，限於學校的規模和經費無法一一聘請。在錢穆的倡議下，創辦文化講座，利用晚間無課的時間，每周洽請校外學者做公開的學術講演。新亞文化講座每周末晚上7至9時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樓大教室舉行，可容納百人左右。每至周末，無論是寒暑風雨，校外來聽者常常滿座，留宿校內的新亞書院學生只好環立於旁，擠立墻角而聽。新亞文化學術講座從1950年11月開始，到1955年初舉辦了139次，共講122個專題，內容遍及新舊文學、中西哲學、史學、經學學等，其中錢穆主講有中國史學之精神、老莊與易庸、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學、孔孟與程朱等21講，成為講座的核心力量。 　　錢穆初到香港時，雖然是國內望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但是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他卻是沒有很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新亞書院建校之初，並沒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國外教育機構的基金支持，與香港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精神，為創辦學校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經過數年來的辛勤耕耘，他們的辦學理想終於引起香港各界及國際上的關注和矚目，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自從1954年5月正式與中國雅禮協會合作以來，新亞書院每年得協款2.5萬美元，自此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到1959年秋時，新亞書院已擁有8系1所，456名學生，成為當時香港一所享有盛譽的大學。 　　為表彰錢穆的學術成就和獻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總督兼香港大學監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學1955年畢業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這是香港大學自創辦以來，第三次頒授這樣的學位，其中一次是胡適1935年獲此殊榮。在頒授典禮上，葛量洪說：“錢先生系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為本大學增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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