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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宣言》在各大報章公開發表，讓陳獨秀如釋重負。 　　5天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參與革命的工人和群眾進行了大屠殺。在江浙財閥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容共”的武漢國民政府對抗，加上張作霖在北方控制的軍閥政府，一時間，中國形成了三足對峙的局面。 　　事變後，周恩來、李立三和陳延年向在武漢的中共中央發出意見書，建議黨中央與武漢國民黨左派協商，聯合東征，討伐蔣介石。然而，鮑羅廷等人希望武漢政府和擁兵8萬的馮玉祥聯合討奉，會師鄭州，這樣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與蘇聯的國際交通線。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會前，共產國際發來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陳獨秀主持會議，他代表中央做了報告。在報告中，他談到自己多次主張退出國民黨的錯誤，以及處理中山艦事件時的錯誤的“退讓”。 　　陳獨秀仍然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據鄭超麟回憶，鮑羅廷、羅易、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才是大會的操縱者。他們有個難題需要解決——要陳獨秀，還是不要陳獨秀？之後，與陳關係接近的中央委員彭述之、羅亦農等人陸續離開中央，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開始動搖。 　　當時，中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這讓大多來自農村富裕階層的北伐軍官感到不滿。5月18日和23日，國民革命軍夏鬥寅和許克祥分別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亂。 　　5月18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和國際駐華代表發來了“六一指示”。該指示一改過往態度，要他們以激烈手段對抗國民黨右派：中共實行土地改革；吸收工農領袖充實國民黨中央；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和5萬工農革命軍組成一支可靠的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 　　武漢的形勢由於羅易的冒失舉動而迅速惡化了。羅易認為，只要把汪精衛說服，就有辦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給汪看，聲稱：“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 　　這份文件讓汪精衛非常驚恐，他拒絕接受，並指責蘇聯方面破壞協議。“洩密”事發後，羅易被停職。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衛的力量，他連續召開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撇開”中共而直接給了汪精衛100萬美元，並許諾第二天“還將寄出50萬美元”，要汪運用其“權威”來“挽救事業”。 　　陳獨秀覺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後，又無法善後”，提出辭呈。他說：“國際一方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陳獨秀的辭職，訓令中共中央改組。根據這一新指令，7月12日組成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5人臨時中央局，同時停止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陳獨秀不再視事。 　　從此，陳獨秀與秘書黃文容完全隱藏起來，過起了漫長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陳喬年經常來看他，不時告訴他一些黨內消息。陳獨秀也不斷給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分共”會議，正式宣布與共產黨決裂。隨後，僅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就有一百多名共產黨和革命志士被捕殺害。 　　在莫斯科，一場權力鬥爭正在進行中。“四一二”事件爆發時，斯大林的競爭對手托洛茨基加強了對斯大林的批判火力，當時他預言說：中共若繼續留在國民黨內部，“那些曾經做過蔣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國共產黨員，現在要在一兩年里成為汪精衛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劇”。 　　“遙控”中國革命的屢屢失敗，讓斯大林處於窘迫的境地。 　　據張國燾回憶，瞿秋白與鮑羅廷隨後到廬山密談，7月21日回到武漢時曾對他說：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的喪失威信，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 　　瞿秋白當時還表示：如果這一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來擔負，損失也太大了。“那麼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們自己應該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7月23日，共產國際新代表羅明納茲抵達武漢，立即找張國燾和瞿秋白談話，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要改組黨中央，懲罰陳獨秀，不能讓他再擔任總書記一職，甚至要開除他的黨籍。 　　羅明納茲又到長沙，在俄國領事館召集中共湖南省委會議，要求到會者簽名贊成“打倒陳獨秀”。代理書記易禮容表示反對，他認為目前革命連續失敗，黨組織創巨痛深，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 　　8月7日，在羅明納茲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漢口三教街41號一蘇聯顧問寓所里，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羅明納茲起草了該次會議的《告全黨同志書》，文件把一切錯誤都推給了陳獨秀：中共在陳獨秀領導下，“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 　　與會的王若飛、李維漢認為應該邀請陳獨秀參加，給他自辯的機會，被羅明納茲一口回絕。 　　會議結束後，瞿秋白和李維漢到陳獨秀寓所匯報情況。陳獨秀聲明他的錯誤也有共產國際的責任。 　　據長期追隨陳獨秀的濮清泉回憶，當時陳獨秀說：“他們要我寫悔過書，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要我做替罪羊，於情於理都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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