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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台灣民主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http://www.CRNTT.com   2012-01-27 09:15:33

第二，經濟發展和國民的受教育水平有關。在人均國民所得3000美元的時候，國民的教育水平還很低，很多人甚至還沒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國民所得3萬美元的時候，大多數國民就已經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質量有關聯。例如要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賄賂選票就比較難一些，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較能夠收集和處理有關候選人的政策信息，並對其政策作理性判斷。這並不是說，沒有接受過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會理性思考，而是說收集和處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識成本。 　　第三，經濟發展導致中產階級，而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穩定的社會基礎。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社會穩定，這是政治定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使得政治人物比較難以操縱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必須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已經造就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儘管台灣被族群議題所困擾，人民被族群議題所分裂，但是其民主進程相對來說還是相當和平，這和中產階級的龐大有關。剛剛結束的選舉也表明，一旦族群議題不再成為選舉主題，和平就會有保障。 　　台灣的社會改革也同樣重要。社會改革對和平的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怎麼說也不會過。在歐洲，民主政治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歐洲經歷了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階級運動，才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主義運動既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轉變成為福利資本主義，也促成了民主的轉型，即從早期的精英（資產階級）民主向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轉型。在亞洲，無論是早期的日本，還是後來的“四小龍”，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從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質。 　　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在蔣經國先生時期，已經開始確立一整套社會保護機制，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制度。社會制度建設在把產業工人轉化成為中產階級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有社會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有勞動工資的提高，這使得台灣在很短的時間裡，培養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同時，台灣政府也大力推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經濟結構上保障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所有這一些，都使得台灣能夠避免歐洲式的長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促成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民主化的和平進展。 　　有了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有效的社會制度，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說儘管民主先發生在西方，並不是說民主只屬於西方。任何社會一旦其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其人民必然會產生政治參與的要求。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學術界，人們認為存在一個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經濟發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實際上，也存在一個東亞政治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就是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先發展、再分配、後民主。除了台灣之外，韓國和新加坡也是這樣。香港儘管還沒有普選制度，但到目前為止的民主化運動也非常和平。有人說，香港已經成為“抗議之都”，什麼樣的抗議都可以發生在香港，但這麼多年裡，香港的抗議非常和平。很簡單，從歷史上看，無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充滿無限的暴力，但中產階級的抗議運動則傾向於和平。 　　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會不會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呢？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也會沿著日本或者“四小龍”的政治路徑。實際上，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體的政治路徑都是不同的。再者，成為東亞模式的一部分，也並非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民主的制度表達方式，也會和日本與“四小龍”的類似。中國可以也必然發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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