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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特殊的文化，還是新天下主義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今日中國鼓吹文化自覺的各種流派，無論是新儒家、儒教憲政主義，還是中國富強本位的國家主義，都須重溫當年德國和日本的歷史教訓，民族國家本位的“文化自覺”固然不錯，但切莫背上“抵抗主流文明”的自以為是的神聖使命。   　　假如文化自覺只是為了建立一個與世界主流文明對抗的特殊文化，這樣的自覺不要也罷。作為與古希臘羅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同時誕生的世界軸心文明，中國從一開始所展現的，從來就不是特殊的文化，而是普世性的全球文明。文化只屬於地處一隅的部落、族群或民族國家，比如我們的鄰居日本、朝鮮、越南、緬甸。歷史上的中國是聲震四海的中華帝國，其征服蠻夷靠的不是羅馬軍團式的武力，而是禮樂教化和典章制度，簡而言之，是天下主義的華夏文明。中國人固然也講夷夏之辨、夷夏之防，但蠻夷之於中華，只是相對的敵人，而非絕對的異己。只要蠻夷接受了中華文明，便化夷為夏，成為華夏一部分，甚至可以被接受為中原王朝的正統。天下主義之胸懷何等寬闊，從來不以一己之種族、民族乃至國家為最高之鵠的，它的關懷始終是普天之下的人類，這才是一個文明帝國的大氣象、大格局。只有小國寡民、部落國家，才會喋喋不休地強調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借以抵擋普世文明的汹湧潮流。中國國域遼闊、人口眾多、文明悠久，從來就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國家，天生就是一個帝國的命，擔當著對全人類的文明責任。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怎可以一家的鳥雀之欲代替普世的鯤鵬之志？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局限於一己利益之文化自覺，而是放眼於全人類的文明自覺。中國對世界要有這份文明的擔當。   　　文化也好，文明也好，最終都指向認同（Identity）問題。文化的認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們的”作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文明的認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適合全人類的普世之“好”。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麼是好的”，而文化關注的只是“什麼是我們的”。文化只是為了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實現對“我們”的認同，解決自我的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但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麼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你們”和“他們”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類價值。   　　如今有一些“文化自覺”的學者，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別，關心的是如何用“中國的”價值代替“好的”價值，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別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價值。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而是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那麼它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中國的主權，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值，特別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價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僅對“我們”而言是“好的”，而且對“他者”來說同樣也是有價值的。中國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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