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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生活》：特殊時代的精神食糧 　　1926年是鄒韜奮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元旦，31歲的鄒韜奮與沈粹縝完婚。婚禮就在上海南京東路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酒家。鄒韜奮為妻子買了一只鑲嵌珠寶的手鐲和一枝珠花，還置辦了一套家具，這花去他一大筆錢，為此還借了債。沈粹縝後來回憶說：“手鐲和珠花，在婚後不久當我知道韜奮為舉辦婚事欠了債時，就變賣了用來還了債，而債務也依靠我們撙節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節約一部分，很快陸續還清了。因為韜奮和我都不願在債務的負擔中去過心情不舒暢的日子。” 　　婚後隨著孩子的相繼出生，他們先後換了幾處房子。呂班路萬宜坊54號(現重慶南路205弄54號)是他們居住最久的地方，前後一共6年，小女兒鄒嘉驪就出生在這裡。新中國成立後，這套住房作為鄒韜奮故居保留了下來，並在隔壁53號建立了韜奮紀念館。 　　這是一幢三層樓的新式裡弄房子。底層是會客室，陳設簡樸，一張圓桌，四把靠椅與幾張沙發，東墻掛著近代企業家張謇詩作的刺綉，為沈粹縝女士精心製作。西墻掛著鄒先生先母畫像。二樓是臥室，衛生間內擺放著白瓷的浴缸。一、二樓間的亭子間是鄒韜奮的書房。三樓一度是韜奮的小女兒與她奶奶的住房，後轉租給了生活書店的員工。鄒韜奮喜歡看電影，有段時間還迷上了跳舞。據語言學家周有光後來回憶，他們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約到上海百樂門舞廳去跳舞。“這一快樂記憶，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親友們，相約同樂，其樂融融。” 　　妻子沈粹縝後來說：“那時曾經來過我們家裡的韜奮的朋友，無不交口稱譽韜奮的家庭充滿了和煦、溫暖和幸福。時隔四五十年以後的現在，我當然懂得在這褒詞之中也還含有其他更深一層的意思。不過，韜奮當時也許還以此引為自豪哩！” 　　1926年10月，就在長子鄒家華出生不久，韜奮以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的身份，接辦了職教社的機關刊物《生活》周刊。當時社址在辣斐德路(現複興中路444號)的一個小小過街樓裡，三張辦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滿滿的，幾乎沒有轉身之地。編輯部、總務部、發行部、廣告部、資料室、會議室，六位一體，都在這十幾平方米的空間裡。全編輯部只有兩個半人從事實際的工作，除了韜奮以外，就是主管營業、總務和廣告的徐伯昕和兼職會計孫夢旦。因此編輯部的“獨角戲”就落在韜奮身上。他搜集了各種材料，分類排列，每一類編寫成刊物上需要用的文章，以不同的筆名發表。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慚虛、秋月、落霞、春風、潤等等，都是他接辦《生活》之後，先後所用的筆名。 　　1921年，鄒韜奮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此前他曾就讀南洋公學的機電專業。畢業後他曾擔任過紗布交易所的秘書與翻譯，職業教育社的編輯，《時事新報》的秘書以及兼職的英文教師。做新聞記者是鄒韜奮長期以來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實踐理想的機會。 　　《生活》周刊創辦於1925年10月，由銀行家王志莘主編。其內容主要是刊登有關職業教育的情況和信息，宣傳資本家要開明，職工要樂業，要求相互體諒，共同把工廠、商店辦好。讀者對象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社員和一般職工。每期只印2000份，發行面不大。 　　鄒韜奮接手《生活》後，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強刊物的趣味性，盡量“多登新穎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陳腐”，並在報頭上用大字標出“有價值、有趣味的周刊”。就像他喜歡說的：“本刊的態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讀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閑暇，代邀幾位好友聚攏來談談，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鬆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讀者好像在十幾分至20分鐘的短時間內參加一種有趣味的談話會，大家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今天重新翻閱80多年前的舊刊，仍能感受到這種“周日閑談”的愉悅。其中既有一些反映國內外時代變化的文章，如《丹麥改良農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婦女最近在社會上所占的位置》、《胡適之先生最近回國後的言論》；也有一些熱門人物的傳奇與秘聞如《宋美齡女士婚史片段》、《蔣前總司令的離婚問題》；還有一些吸引讀者的異域風情，如《荷蘭的日光工廠》、《法國波爾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魯番與鄯善》等；還介紹了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蘇聯文學家高爾基等名人的故事。 　　鄒韜奮能夠迅速改變《生活》周刊的面貌，不僅在於他敏銳的時代嗅覺，不可忽視的還有他良好的英文水平。初期大量的文章，都先由他從國外期刊上編譯，消化吸收後重新寫出。隨著刊物的發展，鄒韜奮也在國外發展了一些作者作為通訊員，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國的費福熙、德國的王光祈、蘇聯的戈公振、美國的李公樸等。 　　他最重視的是《生活》周刊的一頭一尾。“一頭”是每期的開篇的“小言論”。這雖是僅數百字的豆腐塊，卻是他每周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專欄。這裡給廣大群衆提供了發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議的園地。回答讀者問題的文字也是鄒韜奮的精心之作。 　　看信、回信甚至占據了鄒韜奮大部分時間。他每天要看幾十封信，並安排回複，有代表性的直接發表。最長的回信，他會寫到上千字。鄒韜奮1937年在蘇州監獄中曾回憶起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鋪搬到辦公室里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里面去’也是來不及的。” 　　三年間，《生活》周刊銷數由2000份突增到4萬份以上。到1932年，發行量已達15.5萬份，創下了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後來他主辦的《大衆生活》，銷量高達20萬份，再次開創了中國雜志發行的新紀錄。在識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國時期，這是一個出版史上的奇跡，真正稱得上是一紙風行。 　　民國時代著名記者趙浩生後來曾回憶說：“至今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學校飯廳門前的地攤上出現時，同學們都一改擁進飯廳去占座位搶饅頭的活動，而如饑似渴地搶購《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質食糧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韜奮的時事評論和連載的游記。”《生活》周刊已經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精神食糧。 　　與同時代中國衆多言論家比起來，鄒韜奮既不是個能言善辯之人，也沒有“導師癖”。他創辦《生活》周刊，沒有說要“文藝複興”，也沒有說要教育民衆，其宗旨只是給大家提供有趣味有價值的內容。由此，他和讀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平等而親密的朋友關系。後來鄒韜奮打算複刊《大衆生活》，卻被當局阻撓，本打算退還讀者所籌股款，卻不料讀者紛紛寫信要求將股款直接捐贈給周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深感國難之痛，《生活》周刊的編輯方針也進一步做了與時俱進的調整。正如他自己說的“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報”，要“就民衆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於是“生活周刊已經按一般讀者的要求”，“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鄒韜奮開始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生活》周刊的內容也逐漸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成為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胡愈之後來回憶說：“從這(‘九一八’)開始，《生活》周刊逐漸改變了方向，關心和議論起國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願望一致起來，刊物更受到讀者的歡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雜志成為鄒韜奮一生的主要奮鬥領域。《生活》之後有《新生》，抗戰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戰發動後有《抗戰》三日刊及《全民抗戰》。國內局勢轉變，《大衆生活》又在香港複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僕後繼，如縷不絕。這一類刊物的讀者最為廣泛，學生、教師、店員、學徒、農村青年、工廠職工、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婦女、士兵、僧道以及販夫走卒，無不包括。 　　鄒韜奮的夥伴徐伯昕後來在紀念文章中寫道：“他不是個大思想家，也不是個文學家，在學術上亦沒有太大的貢獻，但就是他樸素至極的言論，卻影響甚廣。他的《生活》周刊和《大衆生活》，被25萬中國人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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