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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到台灣後對失去大陸如何檢討

http://www.CRNTT.com   2012-08-05 09:16:29  


 
  檢討的第一大部分是“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蔣介石說在這部分中,他是針對俄共的行動規律來檢討自己方面的缺點和錯誤。

  在(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中,蔣說,中國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不念舊惡,國民黨是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重倫理、講信義,對中共如此,對蘇俄亦是如此。“哪裡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他的具體論述又分兩點,第一點說“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蔣介石認為,尤其是1924年後和1946年後,國民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使共產黨有可乘之機,“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第二點是“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蔣介石說,30年來,共產黨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所用的戰術,對一般群眾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對國民革命是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蔣介石說,對於共產黨的戰術,他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國民黨黨員“仍然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舍己從人,隨聲附和”。他說,很多人因此被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聯合政府等欺騙。蔣介石寫道:“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再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變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共產黨對自己的敵人是認識得清清楚楚,毛澤東早在1926年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中,蔣介石說,1927年清黨的成功,1935年圍剿的勝利,使“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國際共產黨卻製造了一些論點,向社會和政府散布,“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鬥性”,“屢次下定決心,而又複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而讓共產黨成功。他舉的共產黨的論點第一個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個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第三個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須求政治解決”。分析第一個論點時蔣介石說,本來蘇俄的共產主義和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反民主的極權主義逆流,但希特勒興起,1935年共產國際指使各國共產黨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以致各民主國家在共產黨的煽動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懼,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邏輯”下,國民黨沒能徹底消滅潰敗的共產黨及其軍隊。抗日戰爭結束後,又是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為法西斯統治,“牽制了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蔣介石以這兩個實例說明宣傳的失敗,並說這是“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蔣介石“批駁”第二個論點說,共產主義“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在當年剿共成功和抗戰勝利時,國民黨的宣傳沒能打破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對於軍事解決和政治解決,蔣介石說,共產黨全力向國際社會散布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產黨,散布軍事解決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蔣還說,共產黨的論點使社會和國際人士認為只有政治解決一條出路,使“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於是造成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最後讓共產黨“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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