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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以改革應對新時期的調整

http://www.CRNTT.com   2012-10-25 08:07:31

秦曉： 　　為何叫“改革窗口期”？因為目前中國的財政、銀行、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都是不錯的，改革的基礎還可以。現在抓住時機重啟改革，改革的力度和順序都是可以控制的。如果這些指標都惡化了，很可能喪失改革的歷史機遇。 　　現在，改革機遇來了，因為無論外部的衝擊、還是內部的問題都暴露出來。欠缺的是對改革大方向的共識。如果改革大方向明確，就可以系統設計改革路徑和具體方案。 　　從東亞國家轉型的經驗來看，它們也都是在危機時期進行改革。中國目前經濟開始下滑，社會矛盾開始暴露，不能再靠維穩、意識形態主導和做大GDP，這都不是長久之計，更不是一個開放多元社會的應有之為。 　　《財經》： 　　儘管社會上改革呼聲強烈，但現在的一些政府官員和一些屬於官方的學者，都不認為需要進行全面改革。能不能首先在精英層面層達到共識，恐怕還要經過激烈的爭論。 　　秦曉： 　　爭論不怕，首先是精英層和社會要有一個共識，然後才為政府改革打基礎。新一代的領導層應該會從長遠考慮問題，有一個改革藍圖，有改革的宣示，以此來凝聚人心，重建公信力。 　　以財、稅、價配套改革為突破口 　　《財經》： 　　吳敬璉先生提出重啟改革議程，推動全面改革，您是否同意他的主張？ 　　秦曉： 　　我同意。中國確實應該進行全面改革，但全面改革也需要有突破口。如果說政治體制改革要從法治突破，那麼經濟改革要從政府職能入手，把財政、稅收、價格作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因為財政、稅收、價格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資源，也是政府應對經濟周波、調整經濟結構的主要政策工具。如果這些方面改革啟動，就會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從一個管制、主導經濟活動的政府，轉變為提供有形和無形的公共產品的政府。 　　《財經》： 　　轉變政府職能知易行難，過去十年來轉變政府職能曾遭遇很大阻力。 　　秦曉： 　　傳統增長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和主導，對這種模式理念之爭的背後是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改革的實質是排除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轉變政府職能，從主導經濟轉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從微觀層面的干預，轉向宏觀層面的調控；從對市場的替代轉變為對市場的補充和糾正。總之，要建立一個有限的、有效的、有制度制衡和社會監督的現代政府。 　　財、稅、價的配套改革雖然不是一個全面、整體改革的頂端設計，但它對轉變政府職能具有直接、重要的作用，並為深層次的全面改革提供基礎和“杠杆”。 這一改革可以有效改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積累的問題，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均衡、社會公平和公正，同時可以為經濟增長釋放活力，以應對新時期的挑戰。此外，稅、價的改革在認識上比較一致，阻力較小，在技術準備上較為成熟。從“成本效益比”來看，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風險也在可控範圍內。 　　《財經》：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經濟學家就主張政府進行“價稅財”聯動的改革，並參加了1986年國務院領導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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