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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 |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門人 自1928年在廣州創立,史語所二十多年里輾轉遷移了9次,最後一次變動最劇,從大陸遷到了台灣。對此傅斯年態度極堅決,史語所“搬家”搬得相當徹底,圖書、儀器、科學標本及大部分人員,都追隨他到了台灣。但這其實是個例外,“中研院”十幾個研究所,結伴同行的只有數學所,而且所長薑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陸,其餘人也陸續出國,數學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語所竟成“孤家寡人”。 當時,學術界與教育界“全都屬於逃難的階級”。史語所那些圖書、儀器、標本,安置在一個火車站的破舊庫房里。守護這些寶貴資料的人生活與難民不相上下,他們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卻只能困居一間小屋,找不到合適居所的人有時還要在人家豬圈上頭商量“一席之地”。 儘管“中研院”已大幅“減員”,但此時蔣先生的政府自顧不暇,照顧這類學術機關實在既無興致又無能力。幸而傅斯年“應征”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彼時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後正缺教書人。他就勢把來台的幾乎所有學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這樣一來,空虛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學者所充實,後者的衣食之憂也稍獲緩解。李濟應邀在台大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系,使訓練職業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國大學的計劃,但這位中國考古學的“掌門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不幸的是,遷台不久,“帶頭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腦過度突然去世。“中研院”以甲骨學大師董作賓接任所長。此時史語所的同仁對生活的艱苦倒也“隨遇而安”,但不得不寫一些通俗的文字謀取稻粱,雖有推進社會教育的功能,卻令正經研究成了忙里偷閑。後來李濟建議董作賓請在美國的胡適幫忙。胡適募得兩個基金的贊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撥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築新房子,才終於安定下來。 1958年,胡適應蔣介石“欽點”回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在4年的任期內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蔣夢麟語),使台灣的學者在精神上感到滿足,也使國際學術界注意到了台灣的工作。4年之後他於任上去世,在葬禮上,李濟送了一副挽聯,上面寫了三句譯自英文的話: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傾談,又像是自言自語。 30年里惟一一次見面 離開台灣11年後,李光謨沒想到自己會接到這麼一個任務:去見見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濟夫婦應邀赴美做學術訪問,預計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得知這一消息,大陸方面策劃了幾種在途中與李濟“接觸”的方案,打算到時“約請參觀訪問”,找機會把他們留在大陸。 1948年底、1949年初新華社先後發布兩批戰犯名單,一批軍政的,一批文化的,後者包括胡適、朱家驊、陳雪屏等人,李濟不在名單上。 當時鄭振鐸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聽李濟動向,後來還多次邀請李光謨面談如何設法接觸李濟。1950年,中國科學院設考古研究所,李濟的好友梁思永和學生夏鼐任副所長,所長由鄭振鐸虛領,大陸考古學界曾猜測這是在“做李濟的工作”。據說直到1970年代,中國考古學會還空下3個理事位置留給“台灣考古學界”。不過李濟也許並不知道這些事。 船到碼頭,Y先生以夏鼐同學、某旅行社職員的身份接船、拜會李濟夫婦,並以旅行社名義請他們登岸。他是來“曉之以理”的。 大陸方面提出了3個方案:留在大陸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參觀訪問,往返自由;去廣州與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會面,往返自由。3個方案都被拒絕。李濟的理由是:他若回到內地不會有大的貢獻,對國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牽連的人太多,在台的親友必然遭受大不幸;即便只參觀訪問,回去也有極大風險。他對招待表示感謝,並說他的學生尹達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資格擔任所長了”。 其實這次會見之前,夏鼐曾想托Y先生轉交一封信給老師,其中引用了中國文學史上一段極著名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這段名句出自南朝梁武帝之弟蕭宏的記室丘遲所作《與陳伯之書》,那是封勸降書。夏鼐未封口的信曾經過李光謨之手,讀後他頗感“茲事體大”,拿去給尹達看。尹達讀完沉默了好一陣,只說了句,“夏作銘好糊塗!”把信留下了。 “動之以情”的任務交給了李光謨。“我是黨內所有處分都經過了,除了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因為我沒有官方的職務。延長預備期,取消預備期,恢復預備期,留黨察看,取消黨籍。直到‘文革’結束我這個黨籍才算恢復了。那年我還處在被勸退那麼一個地位。” 珠海的一個會客室里,別離的兩代人見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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