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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如何改善中國的法治與人權

http://www.CRNTT.com   2013-04-30 09:02:00

例如有關反革命的法律，顯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現的政治手段。勞動教養制度（勞教）也是這樣，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發動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樣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實際上，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況。當然，這段時期更談不上人權的概念，就連像劉少奇這樣的國家主席也沒有任何權利保障，根本就不用說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沒清理不合理的舊法律 　　改革開放以後，法制建設被提高到執政黨的頭等議事日程。但是，對舊的、傾向於違背人權的法律沒有一個清理過程。這裡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裡，執政黨的政策重點一直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上。因此，很容易理解，儘管有大量的立法，但絕大部分都是經濟立法，就是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立法。第二，在立法方面，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還是既得利益之故，執政黨很難去觸動一些舊法律，即使是已經變得不合理的舊法律。這樣，執政者只能做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觸動舊法律的條件下，頒發新的法律和法規。 　　當然，對舊的不合理的法律也有一些被動反應。例如，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消了政治性極強的“反革命罪”；在孫志剛事件之後，取消了《收容法》。不過，正是因為這些是被動反應，代價極其高昂。其一，這些變動（修改法律或者廢除）是在犧牲了大量的人命、造成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之後實現的。其二，它們是在自下而上的社會壓力之下實現的，而社會壓力的產生，表明社會已經對這些法律不可忍受了。 　　因為政府從來沒有自上而下地、系統地清理過舊的法律體系，中國的法律體系面臨著很多人權困境。這裡至少有兩個重大問題。首先是思想意識上的。在立法者（尤其是領導層）的思想意識裡，一些過去臨時性的法律和法規經常被視為是永恒的。儘管修改過去的法律甚至是廢除一些法律，並不見得是要否定過去，而是因為這些過去的法律和法規不適宜當代的需要了，但這些立法者往往會把此“誤解”成為這樣做是否定過去。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裡，過去（即使是錯誤的過去）往往是不能加以否定的。很顯然，如果過去不可以否定，這些過時了的法律也不能加以修正，或者廢除。第二，更麻煩的就是這些法律和法規背後的巨大既得利益。這些既得利益為了延續，往往想盡各種政治辦法，來論證這些過時了的法律和法規的當代合理性，並且在此基礎上繼續出台類似的法律和法規。這使得中國法律的一些方面，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經常被惡化。 　　公平地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權有了很大的改善。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了很多方面的人權，主要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權利。同時，隨著社會層面老百姓人權意識的提高，也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壓力，中國政府也頒發了一些意在保護和改善人權的法律。但因為舊的法律體系沒有被清理，新法的作用往往被舊的法律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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