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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眾利益高於國家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所謂自戀狂（Narcissism）是一種心理學名詞，或可稱為“自我崇拜”。這種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過份寵愛，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視，因而發生一種心理變態，追求權力，性情孤僻，不惜想盡辨法犧牲別人以滿足自我。 　　在歷史上，阿歷山大大帝是一個具有自戀狂的人。她的母親，將他寵愛無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麼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陳麗春雖然也有自戀狂，但她的情況與阿歷山大大帝不同。陳麗春的父母對她並不寵愛，從最近陳麗春登門訪父，陳文章拒不見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為陳文章夫婦對陳麗春的兄弟姐妹偏愛，卻對她帶著歧視的心理，才使她成為如此冷峻倔強的女人。 ——摘自《陳麗春的自戀狂》 1963年11月4日《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所謂“積極中立”，並不是消極地既不親共又不親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麼第三勢力、中間路線，尼赫魯式的不結盟主義，狄托式的修正主義。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 　　當然，我們也不免有看錯了問題的時候。如果我們的見解件件正確，豈非比北京和台北諸公更加明智？事實上決無是理。但我們占了三個大便宜。第一是旁觀者清，沒有利己利黨的打算，頭腦容易清醒。第二是說話總比做事容易，指手劃腳的批評，自是方便過手忙腳亂的做事萬倍。第三是我們很肯接受讀者諸君的批評意見。 ——摘自《明辨是非積極中立》1963年1月17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錄 　　近半年來看了許多武俠小說。最近香港武俠小說作家的產量很少，而台灣方面，卻是風起雲湧，層出不窮。讀這類小說，我是速度奇高，一個晚上看兩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夠讀這麼快，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小說情節大同小異，故事成了八股，隨手翻去，幾乎很少見到有什麼新意。 下面這些情節，是大多數台灣武俠小說共同所有的…… ——摘自《台灣武俠小說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 公正的立場 　　自創辦《明報》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獨立的新聞理念和原則，並將其貫徹到整體的辦報過程，以及寫作之中。凡涉及新聞的，無論是撰寫通訊報道，還是專欄文章和社評，他都堅持不變，始終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當年創辦《大公報》的張季鸞先生，立志以其為榜樣，尤其是遵循從事新聞事業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原則。因而，他也很讚賞英國曼徹斯特的《衛報》。金庸曾於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專欄上發表了《談孟徹斯特的〈衛報〉》，開篇寫道：“《大公報》在張季鸞先生任總編輯、總主筆的時代，有‘中國的孟徹斯特衛報’之稱。因為當時大公報不注意新聞搶快，而注重社評的精辟，正和《孟徹斯特衛報》的作風相同。同時，兩家報紙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奉者。”他也敬佩《衛報》當年的總編輯司各特（C。P。Scott），指出《衛報》“起初只不過是一張平平無奇的地方性報紙，但自從史高特於一八七一年加入該報任總編輯後，三四十年之間，一張地方性的報紙竟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報（大公報在天津初創時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報紙，至張季鸞先生主持筆政後，方始脫穎而出）”。而“《衛報》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於史高特所寫的社評。他對於每一個問題，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張，絕對不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認為新聞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新聞的看法和解釋，他始終堅持真理，有時全國的輿論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絕對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評寫得平易近人。他經常向該報的工作人員指出：‘在衛報上所登載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必須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寫社評的信條是：‘必須有說服力’”。不難看到，如果說張季鸞先生對金庸的影響更多在於秉持的新聞理念和辦報的原則；那麼，《衛報》的司各特則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樣，包括撰寫具體的社評和政論文章。 　　同樣，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專欄中還以《明辨是非積極中立》為題，旗幟鮮明地告訴讀者，此專欄所秉持的依然是《明報》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積極中立”，“所謂‘積極中立’”，“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他認為自己有三方面的優勢，即文中所謂“我們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觀者清，沒有利己利黨的打算，頭腦容易清醒。第二是說話總比做事容易，指手畫腳的批評，自是方便過手忙腳亂的做事萬倍。第三是我們很肯接受讀者諸君的批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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