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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香港文化人不再談論北上?

http://www.CRNTT.com   2013-08-26 08:32:58  


 
  2003年成為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那一年,後金融危機、公共衛生和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相繼爆發,港府出現深層次的管治危機。

  從數據上來看,香港名義上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已經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負3.4%,香港的失業率也由1997年的2.2%躍升至當年8.6%的歷史最高。1999年至2004年間,香港又經歷長達六年的通縮期,由1999年的負5.8%直至2004年的負3.3%。內憂外患之下,中央推出《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啟動自由行,內地因素由此構成之後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幫助香港從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現繁榮。

  與此同時,中國在2003年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開始持續發力增長。在“中國速度”的高速推進下,內地的城市發展往往在一夕之間就可以改頭換面。緊挨著這麼一個快速崛起的巨大經濟體,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放棄持續了三十多年對內地的優越感,他們的行為方式悄然發生了改變。當初移民海外的港人掀起了回流的大潮,根據《南華早報》今年5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1996年至2011年期間,有超過65,000名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移民回流香港,過去15年的總人數則超過153,000。另一方面,香港人前往內地消費、置業,乃至工作、定居則成為一波新的潮流。在這樣社會流動的大背景之下,本土文化人只是香港北上大軍中一個並不特殊的群體,香港依舊只是“他城”。

  在社會結構層面,這一批北上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學者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劃分中的第三代香港人。他們普遍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值人生壯年,意氣風發、躊躇滿志,但卻受制於香港奇特的跨代結構而不易在歷史中順利登場。擋在他們前面的,是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這一批精英一代是香港繁華時代的受益者,代表著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成功範示”。他們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自然不會輕易地從位子上離開,讓位給下一代即第三代香港人,甚至更要以百業翹楚的姿態對下一代指指點點。

  譬如說一位媒體人,二十多年前就當上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他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年輕的一輩永遠都不會有——如果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這種跨代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不得不逼迫第三代香港人喊出“香港的鬱悶”,促使他們去到一個更廣的框架下尋求發展機會。用北漂文化人李照興的話說,就好比一粒方糖,需要放進更大的中國茶中去溶化,這樣才能“重新磨合出一種獨特性,發揮出一種新味道,成就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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