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中國人為什麼要知道科斯？

http://www.CRNTT.com   2013-09-13 12:12:16

進一步觀察中國古代社會，這種錯亂的產權理念和法理邏輯更是無孔不入，比如“父母官”的概念，比如“感謝青天大老爺”的心態，這使得民眾對於自己的私有財產基本沒有保護能力，政府可以隨意巧取豪奪，民眾也只能逆來順受。紅頂商人胡雪岩曾富可敵國，獲得慈禧太后親授的紅頂戴和黃馬褂，然後，他仍然沒有抵得過政治鬥爭，最終一貧如洗，慘然死去。在這樣荒謬的產權邏輯和法律邏輯之下，中國人自然只能如陳寅恪詩中說的那樣永遠地“閉口無聲做啞羊”。點擊查看《王毅：法理邏輯倒置後的悲劇》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王石這批中國企業家初次了解到科斯與制度經濟學時，會頗感“收益”（王石在微博上說：80年代到深圳經濟特區創業初期，讀到張五常先生的《賣桔者說》，其中一篇《科斯燈塔》，知道了制度經濟學派，收益）。改革開放以後，政府部分放棄了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私人產權概念逐步在民眾心目中形成，但這並不意味著“天下為公”的國有體制和一大二公的觀念能夠被輕易驅逐，在今天的中國，“父母官”的官員心態，“感謝國家”的民間心態依然盛行，真正的個人主義還遠未在中國生根發芽，個人主義在道德上仍然面臨著多重困境。 傳統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制 經濟停滯落後於世界 　　基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君王出於“王道”和“仁政”的考慮，會注重民眾生活是否安穩，力圖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以此達到“四海升平”的景象，因此需要使人民各安所業，不至於成為流民。 　　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四民，農民位居第二，皇權國家十分看重對農民群體的維護，因此千方百計使農民耕種土地。依賴土地的觀念在農民心中同樣根深蒂固，安土重遷使農民只要有可能就不會離開土地。在此過程中，政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皇權政府的工作重心不是鼓勵工商業擴大再生產，而是鼓勵農民進行耕種，所以歷代皇帝都會在春季進行儀式性耕種，同時對工商業持以打壓的態度。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自序中說：“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導致了中國的經濟生活出現了西方漢學家所說的“內卷化”，生產永遠無法擴展，經濟發展水平永遠處在較低的層次無法提高。 　　在鼓勵落後經濟的同時，皇帝出於王朝政治安全的需要會對官員進行考察，一項重要指標便是“勸課農桑”，這是衡量一個官員是否合格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需要從道德上對官員進行考核，這既包含官員自身的道德，也包含官員所管轄區域的整體道德水準，如：父慈子孝，寡婦守貞，老人得到贍養，乃至於是否嚴格執行土葬的規定，如果官員在這些方面做得較差，輕則影響升遷，重則烏紗帽不保，這便是黃仁宇所說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頑疾。 　　“以道德代替法制”帶來兩種顯而易見的結果，其一是官員為完成政績考核弄虛作假，其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較低。以兩宋時期嚴格施行的土葬制度為例，政府出於“仁政”的考量推行義冢制度，結果卻出現了大量的弄虛作假現象：朝廷規定守園僧人“以所葬多為最，得度牒及紫衣”，守園僧人“遂有折骸以應數者”，以便冒領“恩例”。某些地方官員居然“責保正長以無病及已葬人充”。無病便葬，即是活埋。如此草菅人命，按照法令，僅“杖一百”。這種草菅人命的行為，正是發生在道德考核的背景之下。點擊查看《宋代官員為完成政績考核竟將無病者活埋》 　　如果用科斯的成本理論來分析這種現象，可以看出這種弄虛作假的行為所帶來的巨大制度成本。另一方面，這種道德政績考核並不是以擴大生產增益財富為目的的，它無法推動社會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其結果是中國從“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