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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奇跡對實現中國復興的啟示

http://www.CRNTT.com   2014-03-16 09:28:25

第四，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戰後均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從以農業人口為主的農業社會到城市社會的轉型（表），並以可融入的市民化奇跡般地避免了歷史上早期工業化國家和現代拉美地區及南亞地區國家的普遍貧民窟現象。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兩個大都市經濟體則通過政府超大規模地提供基本國民住宅的辦法，也避免了城市貧民窟。[1]這樣東亞經濟體由於農村人口比例很小，城鄉收入差距不大，城市中又沒有貧民窟，從而實現了國民基本權利的均等化。這樣人的城市化市民化就為經濟和人力資本的不斷升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五，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這三個典型的城鄉經濟體，在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轉型過程中，並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調節始終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從而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包容性增長。新加坡、中國香港這兩個完全沒有自然資源的孤立城市，為了吸引外來資本和資源以立足，長期實行低稅政策，再分配調節力度明顯弱於非孤立城市的正常國家和地區，因而基尼系數較高，但仍與拉美國家的高度兩極分化不能相提並論。 　　綜合以上五條，我們可以看到，以上五個東亞經濟體所做到的，恰恰是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報告的標題，即可持續增長與包容式發展。因為可持續增長才能實現追趕以不斷縮小與最發達國家的差距，而包容性發展則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如內生增長理論揭示，當增長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依賴人力資本與無形資本的時候，人的普遍素質就越來越扮演中心的角色。這就需要給予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尤其是他們的後代有平等的競爭機會，能夠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和創造致富。這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信息化的城市社會轉型的發展中二元經濟結構國家，就意味著要能在大大減少農業人口的基礎上發展規模經濟的現代農業，同時又能保證農村轉移人口能夠普遍就業、住有所居和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市民權利。但是，這在發展中國家又恰恰是最難做到的。 　　那麼，為什麼東亞五個經濟體，特別是同為從農業社會轉化而來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做到了？它們抓住了什麼不為人關注、而又對成功轉型至為關鍵的鏈條呢？ 　　東亞經驗的第一條，即對外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恰恰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所做的事，也是中國這30多年來發生巨大變化的原因。不過，正如世界銀行在報告中總結的，堅守這些新古典理論的建議對於增長是必要的，但並不足以趕上發達國家。因為二戰以後，搞市場經濟和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也很多，但成功現代化的卻是鳳毛麟角。 　　東亞經驗的第二條，也是我國做的最成功之處。我國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雖然過於激進，但屬於最徹底的均分土地的改革則無疑。在經過後來集體化的曲折和彎路之後，80年代初的家庭土地承包是一場最公平的均分土地運動，對於後來農產品供給的豐裕、農民逐步從土地上解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 　　東亞經驗的第三條，即有效和有為的政府，一方面以發展主義為導向積極推動經濟增長，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另一方面提供經濟追趕不可缺少的公共產品，如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公共財政金融政策的穩定性，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蕩，應當說也正是中國的強項和過去的成功之處。今後需要的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人們公民意識的增長，國家如何與時俱進地推進法治化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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