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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垚談卞仲耘之死：我沒有忘記歷史

http://www.CRNTT.com   2014-03-15 11:11:49

胡志濤的兒子悲憤地問王冀豫：為什麼我媽媽到死都不說出那些打她的學生是誰？他說：“因為你媽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誰有權力公布凶手的姓名？這是一個糾結的問題。 　　“你不是公權力，僅僅是一次民間調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紅雲從她本人的專業角度評價，“更何況，你的調查能做到公正客觀嗎？這應該是司法機關來調查的事。劉進作為當事人，都應該回避調查。可她卻成了調查的發起者。” 　　“參與打死校長的到底是哪些人？現在事實其實是基本清楚的。何況當時並不是只有個別人在現場，但誰都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歷史學者米鶴都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當事人當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適，史學研究中沒有定論；第三，誰有權利來公布這個名單？是不是要等這些人自己站出來？女附中的調查團隊意見也不統一。” 　　於是，那些動手施暴的少女們，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們中間口口相傳。 　　一個動手毆打校長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像《苦菜花》裡的趙星梅；幾年後她也成了批鬥對象，精神崩潰，瘋了。另一個人的知名度更高，因為她的腿有殘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殘志堅”的典型。很多人都認識她，也記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毆打卞仲耘的棍子，拿著棍子一拐一拐跑出來的模樣。 　　一個女孩按著卞仲耘的頭，逼她喝涮拖布的臟水。後來校友們為卞仲耘塑像時，她也捐了款。一個參與毆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長的女兒，她母親在“文革”中自殺。她還寫大字報批判母親“畏罪自殺”。幾十年後她從美國回來參加同學會，提到母親，淚流滿面。但一提到“八五”就變得特別無辜：我打過校領導？你看，我這樣的人能幹出那種事嗎？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紅標對“八五”最初的記憶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劇場裡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出來發現自行車的車胎被曬爆了。 　　“那天特別熱，也就一個小時。”他想不到，日後自己會當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國內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對“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數據的發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了一叠檔案，被放在禁止瀏覽的“文革”檔案之外，心頭狂喜，摘抄了一個星期。目前海內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個數據：1966年8、9兩個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1772人絕大多數在農村。卞仲耘那樣的教育工作者是極少數。“八五”當天被打死的除了她，還有北京市工業學校的一位會計。大規模殺人是8月19日之後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要這些“黑五類”交出“變天賬、電台、武器”時，產生的群毆殺人行為。《人民日報》等媒體起了巨大的號召和鼓勵作用。 　　另一些數字表明了殺戮的發展過程。“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後，並未馬上出現暴力殺人的高峰期。從8月26日，死亡人數開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幾人上升至六十餘人。8月28日，海淀區一天打死和自殺68人，朝陽區的數字是近70人。從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有組織地殺死“五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公安系統會議上公開講：“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連續發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數才有所下降。 　　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無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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