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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對決臣民：甲午背後的國民性格之戰

http://www.CRNTT.com   2014-07-26 10:41:14

資料圖：甲午戰爭黃海大戰中的日本艦隊 　　中評社北京7月26日訊／1895年1月23日，威海衛。北洋水師覆滅之際，日本主將伊東佑亨寫信給提督丁汝昌，信中寫道：“……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當局者常迷，旁觀者恒清。甲午乃新舊兩個時代國家之較量，敗局亦是定數。而國家之新，首為國民自我意識之新，國之經濟、教育。社會，對國民性之塑造至關重要。甲午年，我們試圖從國民與臣民之間的時代之爭，去重新梳理一百二十年前的這場烽煙，誠如梁啓超所言“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    甲午爭鋒：日本國民打敗大清臣民  　　　在我們國家古代歷史上，對國民的稱呼主要有“臣民”、“子民”、“庶民”等。在古代，“臣”和 “君”相對，臣民就意味著地位低下者、被動的服從者、受統治者，所以有時又被蔑稱為“草民”、“蟻民”等。臣民的首要特征是其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內化為臣民意識，使臣民們認同這種不平等，安於被壓迫的屈辱地位，習慣於單方面的服從和效忠。如果他們成為統治者或在上者，也會同樣壓迫其它臣民。也就是說，他們或者做奴才，或者做主子，但不會做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  　　對於臣民而言，國家權力表現為外在權力。第一，國家權力不屬於他們，對國家事務他們無權參與；第二，國家權力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他們總是犧牲者、被壓迫者、被剝奪者。因此，臣民對國家必然是疏遠、冷漠的心態。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事務，不關心國家的事務；他們只會消極地服從，不會積極地參與。他們沒有對國家的義務感，為國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出於被迫與無奈。魯迅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也如此說道：“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領只是‘幸免’。 從‘幸免’裡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  　  　　　“國民”恰恰不同，梁啓超認為“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 。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梁啓超的這段話，是近代最早自覺闡述“國民”概念的文字，它提示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聯：國由民而成，國為民所有，國家與國民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相輔相應，不可分離，國事、國法、國利、國患都與民休戚相關。梁啓超所闡發的這個概念雖還不夠完備和系統，但開始注重國民主體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卻已十分明顯。有國家就有國民，有國民就有國家，國家與國民是統一的，國權與民權也是對應的。只有實現了民權，在有國難的時候，國民才有義務維護國權。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在一個條件不成熟的國家進行現代化，需要有人灌輸，需要跟國民強調他的義務。日本之所以很容易變成一個近代化的國家與日本的高度組織化是密切相關的，日本是被組織的社會，到今天還是這樣，這和它傳統的社會組織是十分吻合的。日本在組建近代國家的時候，通過兩項措施來強化它的近代國家體制。一個是征兵，一個是教育。 1884年日本兵役法改革，日本男人一直到40歲都要服兵役。和強制性的征兵制一樣 ，教育也是強制性的，培養出一大批服從紀律的、有犧牲精神的國民。不得不說，日本在這方面做得有點過，雖然說強制性的灌輸對建立一個近代國家——特別是條件不成熟的國家是必要的，但同時會製造一些盲從的民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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