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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懂得”那個時代的人走了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
現在是要創造若幹個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的時代 王:您曾把佛教與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研究方向,我想,您是想通過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進而研究中西文化的融合問題,後者才是您的重點。您認為中西文化應該如何融合? 湯:去年北大與哈佛大學聯合開了一個會議,我在會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會通“中西古今”之學》,我以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為參照系,來談這個問題。佛教傳入中國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它附會中國的文化;第二個階段是與中國文化發生了很多矛盾;第三個階段就是出現了很多中國化了的佛教宗派。我們跟西方文化的接觸,從利瑪竇開始,有400年了,如果不算利瑪竇,從鴉片戰爭算起,也有150年了。我覺得我們現在是處在相當於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二個階段到第三個階段的過度階段,也就是要創造若幹個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的時代。 為證明我的觀點,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馮契先生(已故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我認為他是上世紀末中國最應受到注意的哲學家。馮契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但他力圖在充分吸收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分析哲學的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他的《智慧三說》可以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分析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得較為成功的典範。我覺得他做得最好的,是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來解釋中國哲學問題。他不是用實踐的唯物辯證法講思維存在關係問題,而是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討論中國哲學“性與天道”的問題,(“性與天道”問題主要不是討論認識問題,而是討論人生境界問題)。 他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他對這個命題的解釋是:“哲學理論一方面要化為思想方法,貫徹於自己的活動,自己研究的領域;另一方面又要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化為自己的德行,具體化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研究哲學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用實踐唯物辯證法通過“轉識成智”來解決“性與天道”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國哲學問題。我認為,只有像馮契這樣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解釋中國哲學問題,才是創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經之路。 第二個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我從1998年起提出創建中國解釋學。中國有非常豐富的、比西方更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但是我們沒有把它總結出來,成為中國的解釋學,即沒有建立起一套系統的解釋哲學問題的理論和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釋《聖經》開始,經過好幾個世紀的醞釀,到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施萊爾馬赫和歷史學家兼社會學家狄爾泰,才真正成為一種重要的哲學理論體系。現在西方解釋學傳到我國,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參照系,考慮創建中國解釋學。 要建立中國化的解釋學 王:您是說要建立不同於西方解釋學的“中國化的解釋學”? 湯:我認為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為我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解釋經典的資源以及對經典解釋的獨特的方法和理論,如果對之加以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定會得到某些不同於西方解釋學的理論和方法,這無疑會對人類文化和世界哲學做出重大貢獻。現在我們多種學科中已在運用著解釋學,但大多是用的西方解釋學的理論與方法。總之,創建中國化的解釋學,是把中國哲學融入世界哲學大潮的一個重要途徑。 王:您覺得現在應該做這樣的工作。 湯:先走這一步,走完這一步,然後才會出來一個比較完整的新的中國哲學體系,就像宋明理學一樣,那些中國化了的佛教宗派出來以後,慢慢就被中國文化所消化了,最後成為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實際上大量吸收了中國化的佛教思想。 王:這是您對中西文化融合或者說中國哲學發展的基本想法。 湯: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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