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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從“帕累托改進”走向“卡爾多改進”

http://www.CRNTT.com   2014-09-15 08:20:59

蔡昉：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問題出在潛在增長率下降，而潛在增長率不能靠刺激需求超越，但是潛在增長率本身可以改變、可以提高。因此，我們應該著眼於潛在增長率，從供給方解決增長速度問題。靠什麼呢？靠改革。人口紅利沒有了，改革紅利還在後邊。 　　挖掘潛在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和新的增長源泉，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如戶籍制度、教育培訓、企業改革和生育政策等。這里列舉的是我相對熟悉的領域，當然遠非這些。 　　改革紅利有哪些呢？比如說：農民工市民化即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勞動力供給；繼續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國有企業有利於改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訓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資本貢獻；此外，調整生育政策也有利於未來的勞動力供給。 　　長期看，經濟增長速度降下去是必然的，因為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能永遠達到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但在這之前，還有一些制度性障礙，阻礙更好地配置資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給潛力。消除這些制度障礙，就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創造新的額外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這就是所謂的改革紅利。 　　我不認為所謂“供給學派經濟學”完全切合中國的國情。所以，為了以示區別，從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紅利。比如說三大需求對於GDP的拉動作用，最終消費(至少在過去十年)是對宏觀經濟起穩定作用的需求因素，也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需求拉動因素(而出口和投資需求貢獻波動性強，互相彌補)，促進消費的各項改革也能創造改革紅利。比如說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都能夠提高消費需求，促進宏觀經濟穩定。 　　因此，需求方的改革，也有改革紅利。這樣的話，我就和供給學派經濟學劃清了界限。 　　第一，最典型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可以產生“一石三鳥”的作用，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和平衡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改善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現在農民工雖然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但是沒有城市戶口就不能在社保、義務教育等方面獲得均等的待遇，所以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一旦出現宏觀經濟波動，或者到了40歲，考慮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形，他們就回家了，勞動參與率被制度性壓低了。給農民工城市戶口，把他們變成市民，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勞動力供給就更加充足了。一旦農民工的收入提高和穩定後，他們的社會保障程度高了，沒有了後顧之憂，他們的消費也就像正常市民一樣，釋放出消費能力，需求因素也隨之得到解決。 　　第二，進一步挖掘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農業到生產率高的非農產業的流動潛力，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過去的全要素生產率，絕大部分是來自重新配置效率，也是提高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完美的改革，應該說有百利而無一弊。當然，還有觸動既得利益的方面。 　　我覺得今天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看成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重要的全會，重點就在於全面深化改革。而在這些改革中，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一點是，改革不是以犧牲增長為代價，因為這樣的話，有些不太容易形成改革共識，就會形成一定的改革阻礙力量。 　　前面的分析說明，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如果是這樣，形成共識推進改革，還能形成更好的改革方式。過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進”：一定會給某個群體帶來好處，同時不傷害其他任何群體。這種改革機會現在已經很少了，將來更是幾乎沒有了。這時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體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就可以形成“卡爾多改進”，即可以用總的改革收益，補償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損的群體。例如，戶籍制度改革需要形成一種成本分擔、收益共享的機制。 　　因此，改革與增長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可以產生顯著的紅利。改革的意義在於，形成改革共識，堅定改革決心，選擇有利於推進的改革方式，從“帕累托改進”走向“卡爾多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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