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台“外交部”就APEC說詞有幾個疑點

http://www.CRNTT.com   2014-10-15 09:30:15

應當說，北京方面對於王郁琦處理“張顯耀案”的方式，是不理解的；但畢竟那是台灣的內部事務，不好公開說話。而且，王郁琦在事件鬧大後，主動撇清，強調他沒有說過張顯耀是“共諜”，應可諒解。因此，王郁琦繼續作為蕭萬長的兩岸關係事務顧問，前往北京參加“APEC”年會，還是有譜的。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兩岸關係發展倒退，為了建立兩岸官方溝通聯繫的制度，王郁琦參加北京“APEC”，並籍此實現在北京舉行的“張王會”，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具有特殊的意義。但這並不等於北京對王郁琦個人沒有介懷。實際上，倘若馬英九在“雙十講話”中引述鄧小平政策時，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篡改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選特首，五十年不變”，故意刪去“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卻塞進“特首普選”的私貨，如果是王郁琦的“傑作”，相信北京對他不會有好臉色。 　　其四、台灣“外交部”發言人說，台灣沒有簽署“備忘錄”，此語只是說對了一半。實際上，一九九一年中國、中華台北和香港加入“APEC”時，確實是有一個“諒解備忘錄”，這是當年“APEC”部長級會議主辦方的韓國，與中國磋商而達成的，中華台北確實並沒有簽署。但正因為如此，就更凸顯了中華台北是地方經濟體。實際上，諒解“備忘錄”決定，中華台北不能主辦部長級會議，其“外交部長”也不能出席部長級會議，就是強調了這個“地方經濟體”的定位。 　　至於范麗青所說的“範例”，是於一九九三年形成的“西雅圖模式”。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鑑於當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在美國的西雅圖舉行，建議將“APEC”的年會升格到領導人出席的層級，但由於各會員並非以國家而是以經濟體的名義參加，因而領導人會議也是稱為非正式會議。對於台灣領導人能否出席會議，經中美兩國磋商，決定台灣領導人只能派出主管經濟的部長級官員，以“領導人代表”的名義出席，而且中華台北也不能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此為“西雅圖模式”，此後每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均依照該慣例。因此，台灣“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是並不準確的，無視獲得包括中華台北在內的“APEC”各經濟體所認可的“西雅圖模式”。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