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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法治與中國“空轉政府”的治理

http://www.CRNTT.com   2014-11-18 09:48:05

如何講細節？從四中全會的決定來看，細節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是政治和法律的邊界問題。執政黨領導人民立法，但法律到位，司法就要相對獨立。司法必須去政治化，因為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儘管沒有使用“去政治化“的概念，但充分體現了“去政治化”的精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或者三大領域。第一，強調專業主義的主導地位。無論是法官的錄用還是司法過程，都必須讓專業人士來主導。第二，防止司法地方主義。設立巡回法院、跨地區法院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地方政府和官員隨意干預司法，是阻礙中國法治的一大障礙，也是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第三，減少和切斷領導人干預司法過程，各級領導如果干預司法，就要擔負終身責任。 　 所有這些法治和制度細節上的變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官員的“亂作為”（腐敗）現象，也有助於官員的有作為。法律和制度越是細節化，官員就越有可能改進他們的行為。 　 在東亞的背景中，有作為的政府極其重要。無論是經濟升級、社會改革，還是政治制度的變革，甚至是法治本身的進步，都和有作為的政府密切相關。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既是典型的法治政府，也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政府；法治政府便是有作為政府的基礎。 在東亞法治發展過程中，細節決定了一切。所有的細節必須從精英做起。日本的明治維新一代精英、新加坡的李光耀、台灣的蔣經國等政治人物，也包括企業家、專業人才（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是法治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這些社會的法治，是這些精英群體造就的，不是憑空產生的。 　 對中國來說，人們寄希望予四中全會是法治社會的全新起點。但這個社會需要從政府的作為為起點，從精英的行為開始。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和四中全會所要推動的制度建設，能否造就這樣一個法治社會，人們當拭目以待。 　 來源：聯合早報201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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