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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革令三大發動機釋放發展新紅利

http://www.CRNTT.com   2015-11-11 08:08:48

改革釋放紅利已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得到驗證。 　　中評社北京11月11日電／促進經濟發展有四組基本動力：需求邊動力(投資、消費、出口)、要素投入動力(勞動力、資本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中國特色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變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途徑，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依賴於制度變革或改革。 　　上海證券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文章表示，制度變革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流行說法是“釋放紅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總理提出，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自此“改革紅利”成為熱詞。紅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彌補以前虧損、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後按持股比例向股東分配的剩餘利潤，但現在紅利一詞已被推廣了，有人口紅利、改革紅利、開放紅利、資源紅利等多種說法。“改革紅利”可理解為通過制度變革帶來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改革釋放紅利已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得到驗證。1979-201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遠高於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經濟增速和持續時間也超過了經濟起飛期的日本和“四小龍”，其原因何在？儘管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前後經濟增長速度有那麼大的差異，也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取得了較其他改革較少國家或改革失敗國家更大的經濟發展效果。 　　文章分析，改革為什麼能釋放紅利？從基本的理論邏輯來看，改革之所以能釋放紅利，是因為： 　　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種成本。在總效用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成本就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徑。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廣義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產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運輸成本、營銷成本、信息成本、組織運行成本、學習成本等)，而不限於市場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經濟學只看到了生產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後，打開了科學研究制度的窗口。 　　為什麼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效率較低，是因為其交易成本很高。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取得了連續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因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儘管改革了三十多年，但目前中國的體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全面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如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審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激發市場的活力，釋放巨大的改革紅利。 　　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創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過革除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通過合理、公平配置各個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係，保障產權、自由選擇權、平等交易權和公平分配權等，激發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創造新的生產和消費空間，帶來新的效用。 　　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徑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如提高勞動生產率、資金運用效率、土地生產率、資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種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即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較高效的地區、產業、企業、項目和勞動者上，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就是優化配置資源的途徑和過程。 　　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應包括上述兩種效率，而不僅僅是所有生產要素的效率。而通過制度改革建立現代法治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全國統一市場，一方面可以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由此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 　　具體說來，改革釋放紅利的基本途徑有： 　　第一，改革可以通過保障所有權和產權等，提高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特別是激發企業家的精神和創業者的活力，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企業活力，釋放紅利。 　　第二，改革可以通過形成合理而穩定的制度環境，改善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提升信心，釋放紅利。 　　第三，改革可以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促進技術進步，開辟新的生產領域，釋放紅利。 　　第四，改革可以通過保障公平分配權，創造新的需求空間，釋放紅利，如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擴大市場需求。 　　第五，改革可以通過建設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市場，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之間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釋放紅利。 　　第六，改革可以通過建立及時反映供求關係、資源稀缺性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準確信號，減少因信息不對稱、不完全而帶來的效率損失，釋放紅利。 　　第七，改革可以通過建立公平競爭的企業體系，促進各類企業主要通過自身競爭力而非壟斷特權來獲取效益，減少資源的錯誤配置，釋放紅利。 　　第八，改革可以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解決政府的“缺位”、“錯位”、“越位”問題，減少“尋租”空間，改善政府服務，釋放紅利。 　　總之，改革可以通過優化各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配置關係，激發活力，形成動力，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釋放出各種紅利。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們已經深切體會到改革的威力、意義和重要性。目前，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現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啃硬骨頭”，需要對過去的改革進行認真的總結和梳理，需要對未來改革的環境進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對改革釋放新紅利的路徑進行準確的把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釋放出較過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紅利。 　　“三大發動機”之二——結構優化可以釋放巨大的生產力 　　文章認為，為什麼要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產業轉型升級等？因為其中蘊含著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為什麼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成熟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高很多？因為中國等新興國家較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潛力。具體表現是：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還處於快速發展階段，還可釋放出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而發達國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沒有多少“結構優化生產力”可釋放了。 　　何謂“結構優化生產力”？簡言之，即在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經濟結構優化中，將人口和生產要素從較低效率的地區、行業和崗位，轉移到較高效率的地區、行業和崗位，因而帶來生產力。“結構優化生產力”是一種“過程性動力”，它上聯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下聯經濟效益，也就是說，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等“根源性動力”，帶動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過程性動力”，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 　　“結構優化生產力”是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經濟增長有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邊動力，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投入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動力，共四大類基本動力。其中，“結構優化生產力”屬於第三類“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中的一種。 　　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如何釋放生產力？ 　　先看工業化。工業化本是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含產業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工業化的動力來自工業勞動生產率高於傳統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工業勞動收入高於傳統農業勞動收入。 　　工業勞動生產率之所以高於傳統農業生產率，是因為工業的分工協作更發達，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現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工業化過程，發達國家基本是工業化國家，即使是荷蘭 、新西蘭等“農業國”也是對農業進行了工業化改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變革啟動了內生工業化過程(與上世紀50年代的趕超型工業化有所不同)，特別是2000年以來的重化工業高速發展更是使中國經濟的分工協作達到新的水平，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 　　再來看城鎮化。從人本角度理解，城鎮化的本意是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換言之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遷移的過程。農村有土地、有資源、有農業、有好的生態環境，那為何農村人口還要不斷向城鎮遷移？主要是因為農村多是靠天吃飯，自然經濟比重高，商品經濟相對不發達，分工協作水平低，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就業機會較少，因而收入水平較低，同時農村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相對較差，生產、生活條件較差。 　　在中國，由於存在城鄉二元制度，農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權利和社會地位不如城鎮，因而強化了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的意志。同樣一個人，在農村傳統農業中勞動，因分工協作不發達等原因只能獲得5000元的年收入，一旦轉移到城鎮後，則因進入到更發達的分工協作體系中，年收入則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幾倍。千百萬個農民向城鎮的轉移則意味著整個國民經濟效率和國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這就是人口城鎮化帶來的顯著生產力。 　　隨後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區域內部不同城市或地區之間分工協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區之所以追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因為它能為各個城市或地區帶來共贏發展的效果。 　　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表現為區域組織的一體化、政策的一體化、規劃定位的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產業發展的一體化、市場建設的一體化、人口布局的一體化、生態保護的一體化、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品牌的一體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幾個方面。 　　不管是哪個方面的一體化，都有利於各個城市或地區錯位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和高度同構，減少重複建設，有利於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形成分工協作效應，實現共贏發展。反過來說，如果各地不能實現一體化發展，不能建立全國或區域統一市場，必定會導致惡性競爭，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和資源浪費等，降低甚至破壞生產力。 　　最後來看產業轉型升級。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含義是產業不斷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或上檔次。產業轉型升級的基本途徑有產業高級化、產業高端化、產業特色化、產業集群化、產業品牌化、產業綠色化、產業融合化、產業信息化、產業國際化等。 　　產業轉型升級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了，產業也必須隨之轉型升級；二是“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了，不轉型升級就不能消化這些高成本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實質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產業的比重，這會提高整個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帶來產業總體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 　　所幸的是，中國的“結構優化生產力”還有巨大的潛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國發展階段所決定，目前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仍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還有釋放“結構優化生產力”的巨大潛力空間；另一方面，中國現有的制度和發展模式還不完善，還在扭曲和壓抑著很多“結構優化生產力”，只要我們堅持和加快推進全面改革，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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