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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化社會與中產化社會的來臨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6、老齡化社會的加深 　　農業社會的生育模式，是通過多生以保持一定量的存活子女數；工業社會的生育模式，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基礎上的節育型優生；而後工業社會的生育模式，則是撫養成本迅速上升過程的低生育模式。在從工業社會轉變為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口結構率先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既伴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發生，也伴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而發生。所以，在社會加速轉型過程中中國人生育觀念的變化，一方面導因於計劃生育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深受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就非常特殊地表現為人口金字塔頂部和人口金字塔底部的雙重性老齡化。從人口金字塔的頂部來說，中國人的預期壽命迅速延長。在1949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僅僅只有35歲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延長到71.4歲，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進一步延長到74.8歲。 　　老年人壽命的延長，勢必會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人口普查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自此開始，中國步入了老齡化國家的行列。2005年，中國的老齡化水平上升到7.7%。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老齡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齡化水平上升到10.1%。這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齡化的社會。 　　在老年人口規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時，中國少兒人口所占比重迅速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0-14歲人口占比為16.6%，2012年該組人口占比下降到16.5%。2013年國家統計局改變了統計口徑，將少兒人口的年齡調整為0-15歲，該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該年為17.5%。一年後的2014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說0-15歲少兒人口占比同樣是17.5%。 　　但中國16-59歲勞動力人口，卻從2012年開始下降，該年比上年減少了345萬人。2013年減少了240萬人，2014年又減少了371萬人，估計2015年下降的勞動力人口會更高。另外，在整個“十三五”時期，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都會處於下降的態勢。 　　老齡化社會的來臨，會加大整個社會的養老壓力——尤其是對獨生子女家庭來說，其養老壓力會更大。獨生子女的婚配模式，在城市社會內部，會主要體現為“雙獨夫婦”的特征（即結婚的雙方都是獨生子女）。雖然“單獨夫婦”（即結婚雙方有一方是獨生子女）的數量有所上升，但伴隨人口流動的發生，子女與父母親都在同一城市的比率卻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獨生子女成年之後的養老負擔，會在後工業社會的加深過程中，逐漸加大。儘管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改革了原有的計劃生育措施，開始實現“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快速的城鎮化、後工業化的影響下，在人均受教育年數延長、離婚率上升、初婚年齡推遲、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生育率不會發生突發式的變化。 　　二、新社會結構生成中蘊含的挑戰 　　文章認為，原來那種在犧牲資源環境基礎上以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形成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成了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並形成了強有力的“中國製造”。但舊動力的不可持續性與國際經濟形勢的低迷，已迫使中國經濟處於下行壓力之下，這也正好與世界經濟的衰退過程耦合在一起，於是，世界經濟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與中國經濟自2008年以來調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時發生了作用，從而產生了像熊彼特所說的破壞性創新過程。這使中國社會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發展過程的不確定性同時也蘊含著一系列挑戰。具體來說，在整個“十三五”時期可能存在的挑戰為： 　　1、中產階層在成長中具有脆弱性 　　經濟波動的程度，會給中產階層的成長帶來諸多風險。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是一個受雇的白領階層。他們的經濟收入，完全取決於雇方經營狀況的好壞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狀況的穩定性。一旦遇到經濟大幅度下滑，剛剛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的收入將下滑，其生存狀況將受影響，其對未來的擔憂會增加，這也會消解其消費的積極性。中國老中產階層艱辛維持的實體店營生，在電商的蓬勃發展中，面臨利潤進一步攤薄的命運。 　　中國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價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進入中產階層的白領們身負巨額按揭。他們在購買了一套住房後，不得不在隨後的20-30年當中“為銀行打工”。為什麼表面看起來名義工資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卻強差人意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資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國的中產階層，雖然其本身在職業上轉變為白領，但其與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具有天然而緊密的血緣聯繫。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的通道，改變了自己的階級出身，將自己轉變為中產階層。但作為中產階層的他們，卻又必須以自己的勤奮努力，在經濟、情感與勞務支持上回報進入老年階段的農民父母親或工人父母親。一旦遇到父母親經歷疾病等風險，他們就不得不施之以援手，從而降低自己的消費水平。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對中產階層的認同心理。 　　中產化社會的來臨，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人口流動，也會伴隨著全社會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長，還會伴隨著人們所學專業與擇業崗位匹配困難程度的增加——在個體意識強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結婚年齡會不由自主地推遲，終身不婚的人口占比會趨於上升，結婚者的離婚率也會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會走高——這一切，都使中產化社會與社會的個體化和原子化密切相關。現在，比如超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已經接近30歲，女性已經接近28歲。 　　在家庭人口規模趨於縮小的過程中，社會的個體化本身就預示著生存風險的上升。如果社會保障難以讓社會個體獲得安全感，則中產階層的階級認同率就會長期趨於低下。 　　正因為中產階層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發達國家中，伴隨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中產階層的人數占比，也會發生萎縮趨勢。比如說，從1980年到1995年，美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就減少了4.4%，澳大利亞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2.6%，英國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表現，就是出身於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家庭的子女，難以流動到中產階層的陷阱——是社會流動的陷阱！ 　　2、消費社會易於導致拜金主義 　　中產化社會的來臨，會強烈地將消費轉變為一種符號。那種傳統社會塑造的看重消費品的使用價值的時代將一去不複返。工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會長期使具有使用價值意義的商品處於相對過剩狀態，而使具有階層區隔意義的具有符號價值的商品處於相對短缺狀態。社會流行的時髦會在媒體與上層社會的引導中縮短周期。 　　這是中國社會處於買方社會之後第一次迎來的商品過剩時代。越是後工業特征強烈的城市，就越易於將街道轉變為時裝秀，將夜色轉變為燈紅酒綠，將電視節目轉變為偶像劇。每一次消費的升級，都將追隨“流行”的步伐。即使是鄉村的少女，也會穿上熱褲並將頭髮染成流行色。為滿足工人階層與農民階層對廉價商品的需求，製造商也會批量生產出標記了時髦的各類商品。於是，消費不再僅僅為了滿足生存之所需，而更強烈地顯示出身份之差異。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前衛的消費會轉化為公開的炫富，以顯示自己跟隨時髦的步伐或與眾不同的特例。所以，我們慣常看到的情況是：手機與穿戴設備縮短了更新換代的時間。有些人甚至為使用最新款式的蘋果iphone而不惜賣腎。還有些人為購買品牌手包而做“小三”。在缺少文化引導的消費社會，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極易找到生發的土壤。上層階層的炫富與中產階層的品味，在將自己與工人階層與農民階層相區別的同時，也會拉開其與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的距離——這在某種程度上還可能會導致“社會的斷裂”，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就更需要彌合階層之間的裂隙，並維持階層之間基本的團結。社會上發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後工業初期階層之間的距離感的拉遠。 　　所以，物質的繁榮與人們對物質之消費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時代的哲學文化科學所指導。缺少文化導引的物質消費，很容易導致紙醉金迷。只有用文化中和了消費的永無止境的欲望，消費才能運行在秩序的軌道之中。 　　3、後工業化拉動城鎮化轉變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中國社會的城鎮化，主要強調的是農民就近就地非農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強調的是城市化與城鎮化的同時性。但2000年之後的實際演化過程，卻更多體現的是“農民的進城”，而非“農民的進鎮”。總之一句話，體現的是城市化。畢竟，城市的繁榮，使很多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也不得不搬入了城市以尋求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和低端製造業的衰退，更強化了這種趨勢。 　　現在中國的後工業化，更是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強力拉動之下的後工業化，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污染壓力之下不得不“去工業化”中的後工業化，也是中央政府在環保壓力之下偏好抉擇的後工業化。正因如此，當前的人財物和信息的流動趨勢，仍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拉動之下向地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模式。這很容易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為“有文化的”、“有商業的”、“有娛樂的”、或乾脆說是各種“繁榮”的核心。市場正存在於此：投資方向決定著就業崗位的創造；就業崗位的創造吸引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決定人口集聚的方向——由此也會固化中國的人口分布。 　　從2009年到2014年5年時間，北京的常住人口從1755萬增長到2151萬，淨增加了396萬人；上海常住人口從1921增加到2425萬人，淨增加了504萬人；天津常住人口從1218萬增加到1516萬人，淨增加了288萬人；廣州常住人口從1033萬增加到1308，淨增加了275萬人。最近，在三線、四線、五線城市製造業的衰退中，5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以其服務業的迅速成長拉動了人口的移入。 　　所以，人口流動在使農村空心化之後，又顯露出了鄉鎮與小城市的空心化趨勢——首先表現為產業的空心化，然後會表現出人口的空心化。如果土地流轉的速度加快，鄉鎮的空心化趨勢會更明顯。現在，大約全國有35%以上的土地已經完成了流轉。在江蘇這樣的經濟大省，已經有58%的土地完成了流轉。這意味著流轉了土地的農村會變成人口日漸稀少的“生活村”和“老人村”，而不再是“生產村”。土地流轉一旦達到一定規模，一家一戶的、井田制模式的承包責任制生產模式，將更加弱小。種糧大戶與養殖大戶的競爭力一定會強於單個的老年農民。當這最後一代老年農民隨子女進入城市生活、或其因為年老體弱而退出生產領域，中國就會完成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洗禮。“十三五”對農業現代化的支持，會更為迅速地拓展農業機械與自動裝置的使用範圍，從而大規模節約農業勞動力，這將大力促進城市化的步伐。在人口流動的影響之下，不僅會頻繁發生“撤鄉並鎮”的事情，而且還會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空心化”——鄉村的學校進鎮、醫務所進鎮、商店進鎮的局面，很難在短期改變。農村的養老問題，也會在基本公共服務向縣城和中心鎮集中的過程中暴露得更嚴重。 　　另外，中國城市化結果，與歐洲的城市化結果、或者與澳大利亞的城市化結果、或者與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結果不同。歐美國家的城市化，是在幾百年的小城市化和中等城市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這些國家，大多數人居住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因為漫長的工業化逐步將人口穩定在小城市，形成城市化中的本地化。但中國迅速發生的城市化，在鄉村及周圍鄉鎮還沒有發生產業革新運動的時候，就發生了強烈的異地城市化。比如說，在農民工中，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有1.7億左右，而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才1億左右。 　　大城市和東部地區城市的產業擴張，將西部地區的資金和人力都拉入了東部城市，而延緩了農村、西部地區的產業化過程。於是，人口流動的趨勢仍然會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比如說，在東北、西北和西南的某些省份，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是人口淨流出地區。這使傳統社會形成的中國人口的璦琿-騰沖線，在大規模的城鎮化與城市化浪潮中，基本沒有改變。 　　與全國人口流動的趨勢相仿，省市層面人口的流動趨勢，是城市化拉動之下的鄉鎮人口向小城市流動，小城市人口向當地中心城市流動。在招商引資向大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又將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固化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商業物流等基本公共資源，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優於鎮和小城市。以超大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更成為人口集聚的核心，比如說，從2009年到2014年，環渤海城市群流入了868萬人，“長三角”城市群流入了996萬人，“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了796萬人。 　　後工業社會的基本特征，是人力資源逐漸將優於資本和土地等，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支撐力。在農業社會，只要智力健全，可能不用經專門培訓，家庭就會教會其成員如何耕種。在工業社會，只要花費較短時間，接受過基本教育，就能適應工廠體制的工作。但在後工業社會，勞動者就需要完成教育機構的專業培訓與大專以上的教育，才能夠找到具有現代職業意義的就業崗位。大城市的後工業化過程，會率先完成社會的轉型，並將中國的主要經濟增長引擎拉入其中。所以，精英集聚到大城市的過程，也是拉動其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過程。新常態決定了後工業化的趨勢，並會通過政府的支持與引導固化這種趨勢。 　　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放開城鎮與中小城市、由大城市自行決定開放程度，嚴格限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張。這種僵硬的行政控制，與市場的拉力正好相反——即戶籍制度的供給，難以滿足絕大多數進入500萬人以上大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的需求。於是，工業化時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後工業化時期，會轉變為城市內部當地城鎮戶籍人口與外地流入非戶籍人口的新二元結構。居住證制度的實施，表面看起來在擴展流動人口的權力，但實際卻被城市當局變相轉變為限制外地人的門檻。流動人口的最大特征，是哪裡有就業崗位、哪裡有待遇較好的工作，就往那裡流動。在居住證設計的諸多門檻中，流入的外地人口，就很容易淪落為所謂的“二等公民”，遭受制度性歧視。 　　在制度上對本地戶籍人口與流入外地人口的區分，恰恰與人口居住地域結構中市區人口與城鄉結合部人口同構在一起。因為收入低下但又必須承擔高昂的房租，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衡性，本地戶籍人口逐漸積聚到城市中心區，而外地流入人口則積聚到城鄉結合部。這種居住的區位結構不斷生長著社會治理成本——中城鄉結合部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流動人口就會就近就地集結在一起，使群體性事件捲入的人口越聚越多。 　　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先是將自己的妻子帶入城市，然後又將自己的孩子帶入了城市。這些農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出生在流入地、成長在流入地、上學在流入地、長大後也會就業於流入地。他們對家鄉已沒有明確的認同概念，但在城市卻不能與同代的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競爭，而受各種制度的歧視。於是，農民工中的“新生代”問題，會很快轉變為“農民工的第二代”問題。 　　在後工業社會的門檻，中國如果處理不好這個規模龐大的人群的問題，就很容易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4、中國已進入少子化時期 　　進入中產化時代之後，人口的生育模式就過渡到後工業社會。從世界各國的人口發展史可以看出，幾乎所有跨入中產化社會的國家，都伴隨著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以，一個國家或地區，其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於生效。但其為鼓勵生育而出台的激勵政策，卻很難立竿見影。在有些國家，甚至於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為避免可能發生的低生育陷阱，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單獨二孩”政策，但改革紅利沒有釋放出預期效果。於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又打開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據該次會議的建議，中國在“十三五”時期會“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可即使生育政策發生了改革，少子化的趨勢也將不可避免。因為後工業化社會會完全改變人們的家庭觀念、婚姻觀念和生育觀念。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也將在本質上改變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即使在農村地區，也會從養兒防老轉變為社會養老與自我養老的結合。在中國從工業社會轉變為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居家養老中的“夫妻互養”會成為主要養老模式，在喪偶之後也會堅持“自我養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時，才會依靠子女養老和機構養老。 　　現在存在的年輕老人（60歲左右退休的子女）贍養老年老人（85歲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會在退休年齡逐步推遲過程逐漸消退。後工業社會特征的強化，必將改變體力勞動盛行時期那種按退休年齡規模化退休的模式，而不得不在退休後繼續再就業。 　　另外，伴隨計劃生育制度的改革，推遲了結婚年齡的獨生子女，會根據自己的家庭計劃，根據就業與住房的穩定性、根據身體保健、教育費用、育兒費用等生活成本的控制而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一代——如果初婚發生在30歲左右，如果初次生育年齡發生在35歲左右，則其空巢期會大大推遲。還因為獨生子女的子女，會在教育機會的擴展中普遍接受大專以上教育。如果其子女接受本科階段教育的入學率達到一半左右，則獨生子女家長將自己的孩子送出大學校門的年齡將逼近或超過60歲。 　　如果獨生子女初次生育孩子後的4年到5年後再生育第二個孩子，則其理論空巢期會推遲到65歲左右。如果獨生子女一代像我們這一代人一樣也為他們的子女提供購房資金支持，則他們在逼近70歲時才可能會自己照顧自己。這時，70歲的老人，再回頭贍養他們的父母親，將力不從心。所以，中國社會在進入少子化時代之後，會由於後工業社會本身的一些特點，而不得不改變原有的家庭互助模式——代際之間的支持關係要讓渡為夫妻之間的支持關係。總之，國家人口生育政策的有計劃性與家庭人口生育安排的有計劃性之間的矛盾，將會長期影響中國人口的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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