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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關鍵為何?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市民對政府印象確實變差了

  劉迺強:在service marketing(服務業行銷),有個概念叫emotional account(情緒帳戶),即是說我買了你的服務,也不可能次次都滿意,滿意度自然不斷下降。同一個道理,對一個政府來說,開始時,肯定有個“蜜月期”。外國也一樣,現在批評奧巴馬的人也多了很多。

  王永平:你說得對。在一個開放、多元化的社會,其實內地也一樣,人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今天要求你做100分,明天就會要求你做110分,這是每個政府須面對的挑戰。

  劉迺強:所以,當你只做到99分或者98分,就一定會不滿意了。

  王永平:奧巴馬也好,全世界領導人都是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得越來越好。另外一點值得談談,有人認為“反對派”影響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其實亞太研究所長期做的政黨調查顯示,政黨(包括反對派)只代表約3成的民意,比如說,民建聯代表10%,民主黨10%,公民黨7-8%,算上其他政黨的幾個百分點,加在一起也就才30%的民意。市民不滿意政府,不代表他們對政黨的滿意度提高,很多時後者同樣下降。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此消彼長的情況。所以,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的印象確實是變差了,至於變差的原因在哪,是另一個話題。

  管治問題出在哪裡

  劉迺強:那麼,你認為管治問題出在哪些地方?比如,這些年的內耗那麼大,它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呢?

  王永平: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在08年大概5月,政府宣佈擴大問責制,這是一個轉折點:特首民望從60多點一下跌到50幾點,翻不了身。這是因為在處理方面確實出了點問題,無論是委任、薪酬、國籍等。比如,在委任時,有些副局長還保留外國居留權,即所謂外國護照。當報紙報導出來後,政府的辯護是基本法沒有規定他們不可以有外國護照。我當時也講了,這不是一個合法與否的問題。副局長是我們政府的第二梯隊,整個構思是以此培養治港的領袖。政府以為市民是眼紅人家有外國護照。其實香港不少人有外國護照,在這件事上,市民的看法是:為甚麼你要做治港的領導人,卻一點承擔都沒有?為甚麼你不可以放棄外國居留權?說到底,香港已經回歸十年多,做到副局長,還需要買保險?所以,這是一個致命傷。另一個致命傷是很多人認為委任不清不楚,為甚麼會委任他?還有是薪酬。開始不肯講清楚,公佈的時候市民就發現原來有政治助理拿比他以前多幾倍的月薪。這就是轉捩點的來由。

  之後呢,有一些政策處理得不好,比如外傭稅啦、生果金啦,給人印象好像事前想得不周詳。又好像醫療改革、公共廣播,似乎碰到爭議性就不擱置不做。形成的印象就是與最早講的“以民為本、強政勵治”的理念不配合,因此影響了市民的看法。最新的例子包括因為薪酬問題,警員工會號召會員上街,結果警務處長答應幫他們爭取,包括把薪酬追溯到以前,令市民感覺政府好像失了方寸。

  另外一個問題,我發覺這一年來,有幾件事加深了市民對所謂“官商勾結”的疑慮。這只是觀感,一定要說清楚,是沒有證據,我也不相信是事實。但就政治而言,在香港的傳媒環境下,僅是觀感就可以炒得很要緊。比如說退休公務員梁展文,前房屋署署長,政府批准他去地產商那裡工作,然後在批准過程中,官員說不記得他以前處理過一單很具爭議性的地產事件叫紅灣半島。這件事引起很大的風波,政府後來取消了這個批准,但立法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繼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涉事的地產商就要求司法覆核,說立法會沒有權力查。

  這予市民的印象就好像是:商人很厲害。你召我去,我司法覆核你。嚴格說,他是完全有法律權利這樣做,我們是法治社會。但從觀感上看,這就予人“有錢大哂”的感覺。

  另外,電盈私有化事件也曾引起很大的風波。很多人都覺得種種做法(時機、定價等)對長期持有及虧本多年的小股東不公平。後來上訴庭判私有法無效,大股東決定上訴到終審庭。我曾寫過文章批評私有法這做法。最近我在《信報》的文章被放到網上版去,有報章猜測這是因為我得罪了是《信報》“老板”的電盈大股東,另外有電台懷疑《信報》受到政治壓力,要取消我在報上的專欄。我公開說過我是同意《信報》這個安排,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不再寫評論。

  但這些事件都加深了市民對香港富商很“威”的觀感,於是可能連累到政府,認為官商“勾結”。最近的雷曼事件,拖了一年多終於得到解決,銀行承諾賠償6至7成,但有人認為政府“欺小怕大”,因為之前有兩間股票行全數賠償。

  我絕對不相信政府是跟商家勾結,而我一直認為絕大多數的香港商人都是行為正當,貢獻社會。但香港是個自由經濟、貧富不均的社會。部分商人,例如是地產商,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和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關係密切,很多小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有需要時要幫他們主持公道。“官商勾結”的疑慮,對社會的和諧絕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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