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貨幣說”與國際匯率平衡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22 09:34:47 |
“三大貨幣說”的提出 文章稱，從歐盟的角度看匯率問題或許會有更多參考價值。歐盟當局對強勢美元表示嚴重關切，而以蒙代爾為代表的學術界則在積極探索歐元盯住美元、中美歐三大貨幣相互掛鈎穩定的話題。換句話說，歐盟方面已經將三大貨幣問題擺在了世界面前，其中就有關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問題。而將三大貨幣問題作為“後危機時代”的金融改革的方向，或者說作為G20機制取得重大進展的重要部分，其所存在的一個最重要的障礙就是三大貨幣之間嚴重的不均衡，首先是三大貨幣國際流動的限制和障礙，特別是開放市場、允許人民幣進入市場的諸多限制，令人民幣在穩步推動國際化的初始階段處於嚴重的不均衡環境下，而美元和歐元則在更寬鬆的條件下具有最廣泛的流動條件，儘管歐盟當局各方對於歐元成為世界基本儲備貨幣還持謹慎的立場和姿態，但歐元的全球流動阻力不大。 如果從戰略合作與深化發展的角度分析，那麼“三大貨幣說”無論其實際意義多大，其潛在含義中則包含了在未來更為快速地對人民幣放開金融市場的潛台詞，這是最終實現三大貨幣均衡的長遠發展前景的基本條件。由此出發，才可以在G20的範圍內尋求實現更廣泛的市場開放，這也是最終有效控制貿易爭端摩擦的基本條件。問題是這個過程過快發展可能會有許多波動，不僅人民幣首先選擇積極穩妥地推動跨境貿易結算，而且歐元過快實現完全國際化也存在一些重大風險。在G20的範圍內多數國家貨幣都具有這樣的同質問題和風險，這與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傳統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第一階段下，美元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又在金融危機中遭遇到了歷史的瓶頸，這應該是匯率問題的實質，而其前提條件則應該是在G20的範圍內尋求更為有效的相互開放金融市場的戰略方向。 登陸是開放市場的最重要標誌 文章認為，在三大貨幣、或更廣泛的G20框架下推動相互開放金融市場，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要允許其他國家貨幣“登陸”。以美國為例，美國在金融危機前後大約賣出了3萬多億美元的各國債券，整個過程美元資本、確切地說是美國財政部的“投資”沒有遭遇大的障礙限制；美元資本在危機最嚴重的一段時期之內從全球各國流出，也沒有受到什麼制約；同樣的權利也應該被賦予G20其他國家貨幣，特別是在所謂的“三大貨幣”之間要逐步實現這種制度框架和市場實踐中的動態均衡。在未來則要求G20之間建立更為廣泛的、有序穩定的貨幣均衡機制。這應該是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一個最主要的結果，否則繼續延續舊有的傳統的全球金融機制，並不能化解危機、甚至繼續拖累全球貿易活動摩擦波動。 目前，中日兩國持有巨額美國國債，在整個危機期間美國財政部實施了TARP計劃救助金融機構，而中日兩國的巨額投資沒有機會參與危機深入救援，從投資角度失去了增值機會增加了增值成本。如果中美貨幣有更為均衡的流動機制，那麼中國的美元資產在失去增值機會、增加增值成本的條件下，可以換回人民幣資產。但美國金融市場的諸多障礙、限制是這種不均衡的根本原因。從這種現實來理解“三大貨幣均衡說”，則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歐盟以及歐元正在為推動全球金融改革、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付出積極的努力和探索。同樣，在這些領域的探索和研究、包括實踐，在G20的框架內也具有相同的實質屬性。 發展是G20框架機制的主要方向 文章指出，除去“三大貨幣說”在非均衡的狀態下片面要求人民幣放開彈性、中國放開金融市場之外，在近期與匯率問題有關的貿易摩擦中，還出現了美歐聯合向WTO提起中國限制原材料出口的訴訟，這樣人民幣匯率問題更為複雜，既包含了補貼出口、又包含了限制出口，這並非不可理喻，這只不過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發展到一個特定階段會必然出現的問題。其背後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均衡問題，而在表象上則表現為匯率水平和匯率彈性。可以這樣假設，如果美歐對人民幣登陸本土放開限制的話，那麼人民幣國際化就可能在跨境貿易結算的基礎上加快步伐，甚至可能會增加匯率彈性幅度，這些問題歸根到底取決於中美歐三方在本幣國際均衡問題上的共識和努力，其前景一定具有積極意義。 迄今為止，全球各國雙邊和多邊戰略合作機制已廣泛存在，G20機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演變出來的一個富有成效的成果，中國則與全球重要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建立了戰略合作機制，這將成為人民幣尋求國際均衡的重要基礎條件。目前中國央行已與東亞、東盟和巴西等國家廣泛展開貨幣互換合作，下一步無論是三大貨幣還是G20框架機制，與中國央行建立更開放的、更全面的合作機制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在“三大貨幣說”的深層含義中更為清晰。不過，三大貨幣均衡說一個無法繞開的難題就是美元傳統地位。在這一重要問題上既然無法短期取得有效成果，那麼G20框架機制內的更廣泛、更普遍的央行合作機制就更具實效性，也在“後危機時代”更具有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