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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 所為何來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結果其後幾年內，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陷入了長期停滯。”文章接著寫道，“同樣，中國經濟也不會一帆風順。如果隨意相信美國的花言巧語，中國有可能會在亞洲製造新的泡沫經濟，到時候受影響的將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連日本也會被卷進去。” 　　日本人的這個提醒真是有趣。（《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還不能告別“摸著石頭過河”-——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 　　“中國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很多，你認為中國是否存在一種模式？ 　　鄭永年：我覺得要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你要承認中國確實有個模式，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國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對。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優勢，也有不足，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樣。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場經濟模式，都有一個演變、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 　　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從某些方面來說，模式早就形成了。現在很多人討論的“中國模式”好像是改革開放後才有的。實際上，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很難理解現在的模式。現在的模式只是改革開放以前模式的改進和發展。國家總體的結構還是一樣的，只是好多地方改進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模式”早就存在了。 　　現在的問題是，談論“中國模式”有時候顯得過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從政治出發，而很少有人做客觀研究。 　　《瞭望東方周刊》：你關於“中國模式”的著作即將出版，你認為“中國模式”是什麼？ 　　鄭永年：當然首先就是經濟方面。從大歷史來看，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世界上怎麼也找不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麼長的歷史時期裡，總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工業領域作用很大。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麼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因為中國國有部門很強大，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存在，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裡？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這是兩種模式，難分優劣，每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都有其劣勢。 　　最重要的是開放度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有學者提出其實“中國模式”就是沒有模式，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見招拆招。隨著“中國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可以告別“摸著石頭過河”這種路徑了？ 　　鄭永年：我們沒有很好地理解這句話。鄧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是什麼呢？那就是“過河”啊，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要怎麼樣走向市場經濟呢？這就要“摸著石頭”了，方法是“摸著石頭”，目標是“過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確，各個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互相爭奪，就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具體來講，比如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現實，為什麼在這些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就成為暴富的領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義大力從這幾個領域賺錢，改革的結果和原先的目標是相反的。 　　現在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摸哪一塊石頭不重要，能過河就行。現在我們越來越不敢去摸石頭了。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一個工具。 　　我看，“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仍然應該堅持。 　　《瞭望東方周刊》：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鄭永年：最重要的問題是開放度不夠。中國的成功就是因為開放。現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難，也就是因為不夠開放。人們都說中國是最開放的國家，這種開放是對國外和國際舞台而言。對中國內部來說，人們也可以把改革理解為一種開放，就是體制向社會群體的開放。 　　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所以必須要開放，也就是要繼續改革，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來說，我們下一步應當如何繼續“摸石頭”？ 　　鄭永年：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裡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不能無限地發展。要讓國有和非國有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又如出口與內需方面的平衡，怎麼樣通過社會政策確立一個內需社會，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李拯） 何時才能為“中國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選賢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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