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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家狗與男一號的孔子形象變遷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0:30:48

其實，在孔子同時代的“外人”看來，孔子的栖栖遑遑，游走四方，更像“喪家之狗”。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六十歲時，在鄭國與弟子走散了，“孔子獨立郭東門”。有鄭國人就對孔子的高足子貢說：“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堯與皋陶是儒家推崇的聖王，子產則是稍早於孔子的賢者。這個鄭國人形容孔子的額頭、脖子和肩膀都長得像聖賢的模樣，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的三寸，說明孔子的上身比下身長，意在於諷刺孔子是不倫不類的“聖賢”。 　　但廣為流傳且頗有爭議的是鄭人接著說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據實以告。孔子聽後的第一反應竟然是“欣然笑曰”，並進一步解釋說：“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認為鄭人對他外貌的描述是細枝末節，但是說他是“喪家之狗”，“很對！很對！” 　　孔子這裡的“欣然笑曰”和“然哉！然哉！”並不僅僅是說孔子有很大的氣量，容許別人稱他為“喪家狗”；也不是說孔子在這裡有所感慨，覺得自己無家可歸，被鄭國人說中；簡單理解為這是“六十而耳順”的例證也失之浮泛。 　　孔子為什麼講“喪家”？結合孔子的生平來看，他一生四處漂泊，確實像“喪家狗”。然而如果我們細讀經典，就不難發現所謂每一次的“ 喪家”，當然有迫不得已的情況，但更多的是孔子主動的選擇；或者說，孔子“被喪家”，恰恰是因為他的堅持。孔子當然有不可勝數的機會與各色權貴結成一體，沆瀣一氣。但是孔子最欣賞的還是與青少年一起“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的“曾點氣象”；他認為簡單的物質生活同樣可以帶來快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後世哲人所津津樂道的“孔顔樂處”，就是在思想世界中的樂趣。 　　孔子的確非常有政治抱負和政治才能，但他考慮問題的最終落腳點還是思想家的立場。政治家與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思想家對於君主沒有忠實的義務；不僅如此，很多情況下君主還是思想家們批判的對象。只不過孔子的批評不是簡單的斥責或抨擊，而是充分了解他所到諸侯國的政治情勢，以勸導為主。比如，“子見南子”，是因為南子對衛靈公有最大的影響力。這可以看作是對現實的妥協，以至於孔子的學生子路也不理解，孔子只好發誓說，如果自己的言行背離了道義，“天厭之，天厭之！” 　　但是，假如一個君主的作為最終不符合孔子從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會主動地離開這個國家。因此，孔子的“喪家”不完全是他被驅逐，雖然有被驅逐的情況，但更多的時候是孔子沒有把任何一個具體的君王，任何一個具體的諸侯國當成自己理想的家園，哪怕是魯國。換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園不在當下，不在現實，而在於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這裡所說的“周”其實是歷史上發生過的，被理想化的文化傳統。而在終極意義上了解他，信任他，給他使命的則是“天”。 　　所以我們可以把“喪家狗”的關鍵理解為在於“喪家”，而並非在於“狗”。那個鄭國人顯然有輕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會以為“喪家狗”是世俗意義上的沒有歸宿。毋寧說，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或歸宿，才可以做自主意義上的“喪家狗”，而不把地域意義上或富貴意義上的“家”看得很重要——當然，尋找的過程是艱辛而曲折的。 　　“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這句話其實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就具體的生活環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園”都不在現實世界之中，或許僅在於“世外桃源”或“無何有之鄉”。倒是可以反過來考慮：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園的人，就不會對於現實世界中的顛沛流離耿耿於懷。 　　所以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說出其中的“道理”；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講的很多道理，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患得患失，進退失據。孔子之為孔子，在於能夠從生活和經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時又把哲理貫穿於日常的生活和對經典的解釋中。 　　孔子之為孔子，還在於他能把一些看起來粗淺的，乃至是粗魯的問題提升轉化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義的哲理，這一點在《論語》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怎麼樣，孔子說也不錯，但是不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還問孔子現在有一塊美玉，是裝在盒子里藏起來，還是“求善賈而沽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說明孔子不願意以“藏”的方式獨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賣出去)的機會以發揮自身價值。但子貢問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為富貴不可強求，但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孔子最關心的是德性的修養，學問的講習，向正義的靠攏，以及對於過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張“越窮越光榮”，也沒有意願“傍大款”—以為孔子靠學生出名，特別是靠最會經商的子貢出名，是比那個鄭國人更粗陋的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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