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劉再複：我和李澤厚不否定革命歷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從“裁判者”到“觀察者” 　　財新《中國改革》：在國外你獲得了充足的讀書時間和內心的平靜，但也不免與國內的社會文化生態隔離，思考與倡導的內容可能不是當下最迫切或最熱門之話題。請問你對此有何看法？ 　　劉再複：出國前與出國後，我的文化角色確實不同，出國後我自覺地選擇了“觀察者”的角色，只省觀、冷觀，不介入、不參與，但關注還有，對政治也是如此。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覺得只要能見證人性與人類的生存環境就可以了，不能要求作家充當社會裁判者和世界改造者。20多年前我也有充當“裁判者”的妄念，以為自己可以充當“大眾代言人”和“正義的化身”，很可笑。現在，我有充分的自由時間和充分自由表述的條件，可以處於“面壁”思考狀態，非常難得，我自己也非常珍惜，不敢浪費時間。我清醒地意識到，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每一個體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只能發出一點內心自由而真實的聲音，只能把握自己，不可能把握世界，也不可能把握國內的社會文化生態。我不再追逐時髦話題、熱門話題，也不關心他人對自己的評語，這也許正是我出國後的一點“長進”。 　　財新《中國改革》：所以，你現在認為“生命大於學問”，而非“學問大於生命”？ 　　劉再複：“文革”結束後的那幾年，我覺得自己的時間被剝奪得太多，必須把時間追回，因此，瘋狂地讀書、寫作。為了做學問，我真是“不要命”了，真的把學問看得大於生命。上世紀80年代初，與朋友討論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我仍然採取質疑態度，覺得人生總得先確定偉大目的也就是本質，然後，才讓生命為此目的而犧牲。 　　出國之後，我逐步覺得，還是薩特的公式比較真實。也就是說，人首先應當活著，然後才尋找活著的價值和意義。20年來，我追求學問與生命的連結，但整個人生的方向，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概念，或者說，是走向覺悟，不是走向邏輯，覺得生命的覺悟比學問的姿態重要得多。 　　就以“自由”而言，西方關於自由的論著實在太多，這一論題的學問實在很大，僅哈耶克和以賽亞.柏林的自由論述就夠我研究半輩子。但是，後來我才明白，自由不是一個概念，不可停留於哲學的思辨，自由應是一種覺悟，即覺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身內，能否得到自由完全取決於自己。自由是自給的，不是他給的，也不是天賦的。在生命困境中爭取自由，這是生命；在概念系統中思辨自由，這是學問，兩者權衡一下，我覺得生命更為重要。李澤厚先生講“吃飯哲學”，是講人首先應當重肉體、重生存溫飽，然後再立靈魂、求發展，與宋儒那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思路正好相反。我認同李先生的“吃飯哲學”。  　　2011年09月14日08:20　記者：劉芳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