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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辦色彩讓運動會成千夫所指

http://www.CRNTT.com   2011-10-28 10:38:48

“此外，更關鍵的是要弱化政府在舉辦各類運動會和體育比賽上的主導作用。”劉清早解釋說，“政府在舉辦體育賽事上的大包大攬，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有些地方，為了辦一項大賽往往是提前四五年就指派任務給各個政府部門。而在國外，體育賽事通常都是由體育協會等民間團體或企業主辦，具體的業務由相關專業公司來操作，政府只是起到監督、管理、服務和支持的作用，絕不可能成為舉辦一項賽事的執行者。” 　　政府在舉辦體育比賽上的管辦不分，很大程度上導致體育比賽在中國從一種純粹的體育活動形式蛻變為體現政府政績的“盆景工程”。劉清早表示：“國內各種運動會、體育賽事紛紛追求奢華但雷同的開幕式，實際上正是與這些體育賽事的行政色彩過重有關。而有些比賽是不是符合一個城市的形象定位和辦賽能力，卻沒有經過認真的考量。”廣東省農運會千方百計要求不具備參賽條件的深圳市參加，以實現全省所有地市均參賽的盛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應出主辦者對這樣一項賽事寄予了超出體育本身的訴求。 　　不僅是體育賽事的舉辦被附加了過多的政治需求，對於賽事的參與者而言，比賽成績也與相關主管單位的政績考核密切相關，這也讓國內不少運動會、體育比賽時常爆出弄虛作假或暗箱操作的醜聞。參與者對於比賽結果的過分重視並為此不擇手段，也讓體育比賽變了味。 　　“體育賽事是體育活動得以發展的核心要素。”劉清早表示。現在是時候對中國的運動會和體育賽事的舉辦理念、模式下一劑改革的猛藥了。相比很多群眾體育和體育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中國現在可能並不是體育賽事太多，而是脫離社會需求、未能真正實現全民參與的官辦賽事太多。 【相關閱讀】誰是農民？——從“深圳拒絕參加省農運會”所想到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1年10月26日李伯勇） 　　據報道(北京《京華時報》)：10月20日至28日，廣東省第二屆省農運會於江門舉行。深圳決定棄權，深圳農林漁業局方面解釋稱，自2004年“村改居”完成後，深圳已經沒有農民。“我們不搞形式主義，所以不參加。”因無農民而拒參農民運動會，天經地義，我們為廣東這種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做法叫稱快。 　　因我長期在農村呆過，做過地地道道的農民，對“農民”的話題出於一種本能而持久的關注，聯想就是關注的繼續。我首先聯想，就廣東省第二屆省農運會而言，參加者都是農民麼?當然，農運會主辦方自然會定出相關規定，比如以戶口來劃分，凡農村戶口的就可叫農民。據我所知，好些地方舉辦與農民有關的運動會展覽會(包括奧運會火炬的農民傳送)，都是以戶口劃分的。大概從國家層面，也是習慣以這樣的方式劃分城市人口(居民)和農村人口(農民)，也就是中國人口二元結構成了我們劃分居民與農民的思維。顯然，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並不是千百年來歷來如此，而是20世紀50年代嚴格計劃經濟下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產物，除了便於管理，也是在一定資源下排斥競爭者的政策手段，在那個時代，即使農家(指一般化的與權力沒直接關聯的農家)孩子再優秀，也不能以平等門檻進入城市與城里人爭飯碗。可以想見，廣東省第二屆省農運會也是以農村戶口來界定農民身份的。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尤其是針對我們的實際，農村戶口與農民身份、農民身份與農民內涵其實是不能劃等號的。具有農民內涵的才能叫農民。但是我們許多冠於“農民”的集會慶典，參加者並不是真正的農民，其實是“持農村戶口的城里人(農民工)”，或不做農業活而居住在鄉下的人。所以，國家的許多扶農惠農政策只是起撫恤作用，而不會對農業起激勵作用。認識此點的重要性，應該從國家的優農惠農能否真正落實在“三農”——推動“三農”有根且有序的發展來考量。因而提出“誰是農民”並不是一場輕巧的語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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