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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胡適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http://www.CRNTT.com   2011-12-16 14:53:19

“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東方早報：胡適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周報》曾發表一篇《政論家與政黨》的文章，提出知識分子應該寫作監督政府的超然於黨派化和意識形態之上的政論，他的一生從早年的《新青年》到後來的《新月》、《獨立評論》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國》，一直是公共輿論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憲政等基本價值的矢志不渝的守護者和傳播者。有人認為胡適最大的貢獻既不是學術，也不是政治，而是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你覺得這種說法有道理嗎？在大陸高校新聞專業的中國新聞事業史教材中，提到胡適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來，是什麼因素導致胡適在新聞史上的地位被嚴重低估了？ 　　余英時：講到胡適和政治的關係，我想先說一個真實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陸社科院院長胡繩領隊到美國開一個學術討論會。會後訪問了耶魯大學，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們。在宴席上，胡繩說：“我們對胡適，政治上反對他，但在學術上還是尊敬他的。”我忍不住笑著對他說，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都認為胡適的學術研究早已被後來的人超過了，因為後浪推前浪，這是無可避免的。但胡適的政治主張因為自“五四”以來在中國根本未曾落實過，因此還是新鮮的，並沒有發生“過了時”的問題。我的原話當然比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繩先生很有風度，並未露出半點不快的樣子，以下便轉變話題了。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今天大陸已有不少知識人也接受了當時我所謂“海外的看法”。 　　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的實現，而且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陸也還完全適用，一點也用不著修改。更重要的是，他從“五四”時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灣領導《自由中國》，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自由主義的友人，如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獨立評論》時期都一度發生了動搖，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等“建國”成功以後再建立民主也還不遲。在這一爭論中，胡適一步也不肯退讓，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你們說，有人認為胡適的最大貢獻在於“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這話是有道理的。但他之開拓公共輿論的空間也就是對於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為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所以我不認為輿論空間的創造可以和政治分開來。至於大陸新聞史教材中不給胡適地位，這不是他的問題。 　　東方早報：1990年代以來，大陸的學術界和民間思想界寫作、出版了很多有關胡適的著作。胡適的日記、書信等不斷出版、重印，可以說胡適對當代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胡適的影響似乎僅僅局限在知識界之內，大陸的維權、社會運動、有限抗爭行動等基本的思想資源是一些翻譯過來的社會理論等著作，甚至有人指出，胡適不太關切平等和社會公正等議題，而偏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議題，在你看來，這是不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中國社會，胡適與大眾維權運動越來越遠的原因？ 　　余英時：你們說，胡適的影響僅僅限於知識界之內，而今天大陸維權、社會運動、有限抗爭等，其思想資源來自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也與胡適不大相幹。我想這里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誤解，時代在改變，新問題層出不窮，胡適的著作中自然不可能為今天大陸的具體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胡適在政治上和在學術思想上一樣，他的最主要作用是“但開風氣不為師”。今天維權等等活動顯然和當年胡適所“開”的“風氣”有很大的關係。“五四”時代“德先生”的記憶一直若隱若現地保留在知識人的潛意識中，因此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終於全面複活了。這段歷史你們都很清楚，不必多說了。今天維權的思想和行動也不是忽然從空而降，正是由八十年代追求普世價值演變出來的。如果沒有這一“五四”的遠源，今天的知識人未必會忽然想到要向西方著作中尋找相關的思想資源。胡適開風氣之功即隱藏在“五四”遺產之內，至於人們是否還記得他的貢獻，那已是毫不重要的事了。胡適深信“社會不朽”而絕不重視“個人不朽”，所以這一點根本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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