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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運動中的“民族命運與個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律己的理想與律人的“理想” 　　我不贊成那種意在肯定上山下鄉運動的“青春無悔”之說。姑且不說強制動員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絕大多數知青對於並非自己選擇的安排只有抱怨與否的問題，沒有“後悔”與否的問題，（如前所述，我是少數自己要求插隊的知青之一，但那種情景下的“自己要求”實際也並非真正的自由選擇）也不說知青運動在成就了一些人（我應該屬於這些幸運者）的同時毀掉了多得多的人。我只想指出兩點： 　　首先，當時的“理想”在律人方面確有嚴重弊病，這種意識形態強調“鬥爭哲學”，尤其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在“理想”的名義下鬥人、整人、迫害人，乃至更一般的強人所難、己所不欲硬施於人的事太多了！我前面說“想用表現"積極"來改善自己的處境，只要不傷害別人，就無可非議”。但事實上當時相當多的“積極表現”就是傷害了別人，尤其是因“積極”而多少獲得了一些權力後，這種事的發生概率就更高。捫心自問，我沒有做過這種事，這不是因為我多麼高尚，而是因為我從未“進步”到與權力沾邊。 　　其次，正因為“除了追求那個虛無縹緲的"理想"，在當時那種狀況下你還能追求什麼？”這種“理想”就顯得十分無力：只要情勢變得可以追求別的了，那“理想”就頓時崩潰。說到底它只能靠強權來維持。前面所說那種“越受迫害表現越積極”的現象，反過來就是迫害消除，“理想”反倒沒有了——許多人在被“打入另册”時儘管“再表現也沒用”，但還是虔誠地“表現”——所謂虔誠就是盡力假設自己這麼做不是被迫，而是出於為了理想主動奉獻，以使生活顯得有意義。但一旦真的不再“被迫”，那種“生活的意義”反倒消失殆盡，他們幾乎都作了另外的選擇。當政策允許知青可以回城（並非強迫他們回城）時，大量的前知青積極分子都走了。 　　前面提到的念昆兄就是這樣。他當年團結一批被打入另册的夥伴在逆境中艱苦奮鬥，可歌可泣，終於使他領導的央務知青小組熬成了全廣西第一號知青“先進集體”。但1977年高考一恢復，“先進集體”頓時軍心大亂，大家紛紛回城複習備考。為穩定軍心，自治區知青辦領導當時曾私下承諾為他們爭取特殊待遇，使他們無需回城複習也能被錄取。但後來承諾卻無力兌現，弟兄們感到被騙，幾乎是一哄而散。結果還沒等到1979年後的知青回城大潮，這個耗盡他們青春和血汗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先進集體就已經灰飛煙滅。 　　我當時仍然在村複習，沒有回城（當然也很少出工了），原因不過是在城裡我已無家可歸，我父母當時也下放在一個窮縣，條件不比田林好，加之那時我因搞鄉土文藝小有名氣，與縣文化館關係很好，可以從他們那裡取得任何縣裡有的書籍。所以我不可能也無必要回城複習。而我過去雖一直被認為“表現不錯”，卻也並非鶴立雞群。這次卻由於連頭號先進集體都已大亂，而我卻仍然在農村堅持，被刮目相看。於是我遞交多年的入黨申請很快被批准，而數月沒怎麼出工的我又成了文革後恢復勞模稱號後的首屆“縣勞模”。其實那時誰都清楚：知青運動已是強弩之末，我不久就因考研成功而離開，但即便沒有考上，很快也是要走的。 　　所以像我們這樣的“信仰”確實無法與那些法國傳教士相比。他們是為了信仰而放棄了世俗利益，而我們無論意識到與否，實際上是在世俗利益被剝奪、沒有什麼可放棄的情況下樹立“信仰”的。一旦可以選擇，我們就不再堅持。這樣看來，我們真的虔誠嗎？確實很難說，在那個連家信、日記甚至情書都充滿了“豪言壯語”的年月，至少像我這樣儘管“表現不錯”、但並非大紅大紫地被用於宣傳的人確實沒有想欺騙誰，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有價值、並非行屍走肉而已。 　　但我們也的確“經不起考驗”，像常井墓地中那些為信仰雖九死而無悔、甘願埋骨窮鄉僻壤的宗教聖徒，我們中幾乎一個也沒有。知青運動潮落後仍然留在村裡的絕無僅有者，也多是因為成了家、有拖累、在城裡生存困難等世俗原因而留下的，他們現在多已被遺忘，在缺少人生意義和尊嚴的艱難生活中老去，沒有誰問他們是否“青春無悔”。而發出這種豪言壯語人都已離開農村，評價知青運動的話語權如今也是在後者、尤其是今天有頭有臉的人那裡，但是我們這些幸運者真比那“沉默的大多數”更有資格評論這場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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