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6日訊／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人們逐漸注意到一個越來越明顯的事實：當世界經濟受到一個外部負面衝擊時，無論衝擊是否發生在美國本土，還是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都會出現“大量資本流回美國市場、追捧美國短期國債”的“避險”行為，從而造成美元升值、美債價格暴漲、收益暴跌、而非美貨幣、甚至包括美國本土在內的其他資產價格反而出現迅速回落的現象！
陸家嘴論壇網刊登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文章稱，一直以來，主要發達國家廣泛採取非傳統的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救市，於是，當規模和力度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突發事件所產生的價格破壞效應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而且，當這種現象逐漸成為“常態”的時候，它給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一方面，突發事件產生的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出，會造成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投放量”突然增加、物價和宏觀經濟的穩定受到幹擾；另一方面，股市的資產價格反而受周邊下跌市場的拖累不斷下滑，給個人的財富管理、企業的投融資行為以及央行的貨幣政策都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眾所周知，實體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而貨幣政策的實施和與之有關的金融服務都是為了確保微觀主體的投資和消費活動能夠可持續有序地發展。但是，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後，世界經濟告別了“金本位”主導的自律的貨幣增長時期，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完全靠信用體系支撐的時代。於是，當經濟繁榮時，尤其是在世界金融體系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國的貨幣供求水平很容易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出現增長過度的情形。在這種信用支撐的體系下，國家和個人的財富價值是以貨幣的購買力為基準來衡量的，如果經濟發展的速度跟不上貨幣和信用增長的速度，那麼就很容易產生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前者埋下了未來資產泡沫崩潰所造成的財富價值縮水的隱患，而後者則帶來當前購買力下降的後果；相反，在經濟蕭條時，人們對風險的厭惡態度會導致他們採取更為保守的投資和消費行為，社會對流動性偏好的增加，會導致大量的社會資本被閑置下來，無法轉化為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投資。於是企業產出下降，利潤進一步下滑，工人工資收入無法提高，財富收入也隨之減少，經濟蕭條的格局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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